你知道《中庸》嗎?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爲人處世，這也是儒家的道德準則和思想方法。
中謂中和、中正，庸謂常、用。“中庸”一詞最早出現於《論語》一書，然而，它作爲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即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論語·堯曰》)。孔子曾經稱讚舜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從《尚書》等材料看，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周易》中的尚中觀念也有明顯表現。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爲最高的道德準則予以系統發揮。孔子說：“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承認矛盾的存在，如孔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裏的“兩端”就是對立的兩極。而對待對立的雙方，應當採取“致中和”的方法，以防止矛盾的激化與轉化。所以《論語》中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在孔子那裏，中庸作爲一種行爲方式，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中庸思想要求凡事一定要中正適度，恰到好處。在爲政治國方面，孔子主張“名正言順”，“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還主張“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在美學上，孔子主張文質兼備，認爲：“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他曾讚美《詩經》的《關雎》篇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回答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又說“過猶不及”。(《論語·先進》)他認爲人的行爲量度應當持中，不要做得太過，也不要做得不夠。總之，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孔子的主張中都包含了中庸的思想方法。
孔子的中庸思想與他的政治思想是相互聯繫的。孔子非常重視“禮”，處處按照“禮”的標準來規範個人的思維和行爲。他的中庸思想也是如此。當孔子談到“師也過，商也不及”時，有人問道：“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孔子回答說：“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以禮制中，以禮作爲衡量標準，從這裏看，似乎他的中庸思想有其落後於時代的一面。然而，禮是不斷髮展變化的，從另一方面看，孔子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講究“時中”與權變。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孔子所說的“時中”，意思是處理事情要審時度勢，隨時勢的變化而處中，努力做到無時不中。所以朱熹對此申述說：“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事實上，孔子處事正是這樣。孟子將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進行比較後，稱讚孔子爲“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並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孔子本人所掌握的正是“時中”的行爲標準。
孔子以後，歷代儒生對於中庸思想進行了反覆的闡釋與發揮，使中庸之道成爲儒家認識世界、對待社會人生的基本方法。尤其宋代以後的理學家，對於中庸的思想方法更爲推重，《中庸章句》題解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也認爲中庸是指行事“行得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而這又須“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一個恰好處，方能如此”(《朱子語類》卷六十四)。這樣，“中庸”不僅成爲儒者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以及待物處事的基本準則，而且也成爲一般人的社會心理積澱。
最早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系統闡述的要數《中庸》一書。《中庸》全篇以“中庸”作爲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在繼承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礎上，把中庸與人性、道德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以“至誠”作爲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世界本原，論述了“尊德性”與“道問學”兩種修養形態，提出以“至誠”的態度使人與天道合一，做到“極高明而道中庸”，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贊天地之化育。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歷來存有兩說。一是認爲戰國末期的子思所作;一是認爲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爲《中庸》作於子思之手。最早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地說“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儒家大都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汲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禮記正義》卷五十二)唐朝的陸德明、孔穎達同意這一看法。宋代的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爲是子思作了《中庸》，如朱熹作《中庸章句》時明確說：“《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世的一些學者也認爲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爲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大體上該書還應當視作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爲從孔子到孟子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提出的證據是《中庸》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爲這顯然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語言。《中庸》之中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爲這亦當言於秦亡之後。
我們認爲，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着錄有《中庸說》2篇，未題撰人;在“儒家”類着錄有《子思》23篇，自注曰：“名汲，孔子孫，爲魯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亦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着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之《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的“說”《中庸》的着作，它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的影響。至於其中前引“車同軌，書同文”等語，鄭玄也說“今，孔子謂其時”。實際上，李學勤先生的說法是對的：“孔子生當春秋晚年，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實際……按《中庸》此句的‘今’字應訓爲‘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的口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不能因這段話懷疑《中庸》的年代。”(《失落的文明》第344——34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子思作《中庸》的說法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了一篇儒家着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書中找出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得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同上，第343頁)。1993年冬天，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裏，又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郭店楚墓竹簡》已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着作，這些着作可以分爲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李學勤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着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由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爲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等也頗爲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證實了《中庸》一書出於子思。
當然，子思作《中庸》的說法沒有問題，並不意味着今本《中庸》就完全出自子思本人。事實上，包括《中庸》在內，很多的早期典籍都有一個不斷流傳與整理寫定的過程。根據我們的研究，今見於《禮記》中的《中庸》出於漢代的整編，它應該包括了子思原來所作的《中庸》，又有相關內容的補充與增加。但總體上，《中庸》的主要內容與思想，主體上出於子思，與子思關係最爲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