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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著作《韓非子》:五蠹 全文及翻譯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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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爲韓非自己的作品。《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峯,爲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爲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那麼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五蠹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斫;糲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歃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戰國末期著作《韓非子》:五蠹 全文及翻譯註釋

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慾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譭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奸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辨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戰國末期著作《韓非子》:五蠹 全文及翻譯註釋 第2張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求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爲用繳之說而僥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闢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五蠹 翻譯

在上古時代,人口稀少,鳥獸衆多,人民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這時候出現了—位聖人,他發明在樹上搭窩棚的辦法,用來避免遭到各種傷害;人們因此很愛戴他,推舉他來治理天下,稱他爲有巢氏。當時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傷害腸胃,許多人得了疾病。這時候又出現了一位聖人,他發明鑽木取火的方法燒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們因而很愛戴他,推舉他治理天下,稱他爲隧人氏。到了中古時代,天下洪水氾濫,鯀和他的兒子禹先後負責疏通河道,排洪治災。近古時代,夏桀和殷紂的統治殘暴昏亂,於是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到了夏朝,還有人用在樹上搭窩棚居住和鑽木取火的辦法生活,那一定會被鯀、禹恥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時代,還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爲要務的話,那就一定會被商湯、武王所恥笑。既然如此,那麼在今天要是還有人推崇堯、舜、禹、場、武王的政治並加以實行的人,定然要被現代的聖人恥笑了。因此,聖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陳規舊俗,而是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而制定相應的政治措施。有個宋人在田裏耕作;田中有一個樹樁,一隻兔子奔跑時撞在樹樁上碰斷了脖子死了。從此這個末人便放下手中的農具,守在樹樁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他當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國的一個笑話。現在假使還要用先王的政治來治理當代的民衆,那就無疑屬於守株待兔之類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種,野生的果實足夠吃的;婦女不用紡織,禽獸的皮足夠穿的。不用費力而供養充足。人口少而財物有餘,所以人們之間用不着爭奪。因而不實行厚賞,不實行重罰,而民衆自然安定無事。現在人們養有五個兒子並不算多,每個兒子又各有五個兒子,祖父還沒有死就會有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財物缺乏;費盡力氣勞動,還是不夠吃用。所以民衆互相爭奪,即使加倍地獎賞和不斷地懲罰。結果仍然免不了要發生混亂。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住的是沒經修整的茅草房,連棟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糧,喝的是野菜湯;冬天披壞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現在看門奴僕的生活,也不比這差。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着鍬鋤帶領人們幹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沒了,就是奴隸們的勞役也不比這苦。這樣說來,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讓給別人,不過是逃避看門奴僕般的供養,擺脫奴隸樣的繁重苦勞罷了;所以把天下傳給別人也並不值得讚美。如今的縣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孫世世代代總有高車大馬,所以人們都很看重。因此,人們對於讓位這件事,可以輕易地辭掉古代的天子,卻難以捨棄今天的縣官;原因即在其間實際利益的大小很不—樣。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汀水的人,逢年過節用水作爲禮品互相贈送;居住在窪地飽受水澇災害的人,卻要僱人來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就連自己的幼弟來了也不肯管飯;在好年成的收穫季節,即使是疏遠的過客也總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遠自己的骨肉而偏愛過路的客人,而是因爲存糧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因此,古人輕視財物。並不是因爲仁義,而是由於財多;今人互相爭奪,並不是因爲卑鄙,而是由於財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的職位,並不是什麼風格高尚,而是因爲權勢很小;今人爭奪官位或依附權勢,也不是什麼品德低下,而是因爲權大勢重。所以聖人要衡量財物多少、權勢大小的實況制定政策。刑罰輕並不是仁慈,刑罰重並不是殘暴,適合社會狀況行動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據時代變化,措施要針對社會事務。

古代周文王地處豐、鎬一帶,方圓不過百里,他施行仁義的政策感化了西戎。進而統治了天下。徐偃王統治着漢水東面的地方,方圓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義的政策,有三十六個國家向他割地朝貢。楚文王害怕徐國會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滅了徐國。所以周文王施行仁義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義卻亡了國;這證明仁義只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時代不同了,政事就會隨之不同。在舜當政的時候,苗族不馴服,禹主張用武力去討伐,舜說:“不行。我們推行德教還不夠深就動用武力,不合乎道理。”於是便用三年時間加強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終於歸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時候,武器短的會被敵人擊中,銷甲不堅固的便會傷及身體;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於古代而不能用於當今。所以說:情況變了,措施也要跟着改變。上古時候人們在道德上競爭高下,中古時候人們在智謀上角逐優劣,當今社會人們在力量上較量輸贏。齊國準備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說服齊人。齊人說:“你的話說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說的這套空話。”於是出兵攻打魯國,把齊國的國界推進到距魯國都城只有十里遠的地方。所以說徐偃王施行仁義而徐亡了國,子貢機智善辯而魯失了地。由此說來,仁義道德、機智善辯之類,都不是用來保全國家的正道。如果當初拋棄徐偃王的仁義,不用子貢的巧辯,而是依靠徐、魯兩國的實力,去抵抗有萬輛兵車的強敵,那麼齊、楚的野心也就不會在這兩個國家裏得逞了。

古今社會風俗不同,新舊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劇變時代的民衆,就好比沒有繮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這就會產生不明智的禍害。現在,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說他們博愛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樣。用什麼證明先王如此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法的時候,君主爲此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的報告後,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這就是他們所讚美的先王。如果認爲君臣關係能像父子關係一樣,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論開去,就不會存在父子之間發生糾紛的事了。從人類本性上說,沒有什麼感情能超過父母疼愛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樣疼愛子女,家庭卻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愛臣民,何以見得天下就不會發生動亂呢?何況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棄父母,那麼民衆何以就能靠仁愛治理好呢?再說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君主爲之流淚;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卻並非用來治理國家的。流淚而不想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愛;然而不得不用刑,這是國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並不會因爲同情而廢去刑法,那麼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

況且人們一向就屈服於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他修養身心,宣揚儒道,周遊列國,可是天下讚賞他的仁、頌揚他的義並肯爲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來個。可見看重仁的人少,能行義的人實在難得。所以天下這麼大,願意爲他效勞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導仁義的只有孔子一個。魯哀公是個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統治魯國,國內的人沒有敢於不服從的。民衆總是屈服於權勢,權勢也確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孔子並不是服從於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於他的權勢。因此,要講仁義,孔子就不會屈服於哀公;要講權勢,哀公卻可以使孔子俯首稱臣。現在的學者們遊說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勝的權勢,而致力於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樣,要求天下民衆都像孔子門徒。這在事實上是肯定辦不到的。

現在假定有這麼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並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於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拿了父母的慈愛、鄉鄰的幫助、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的優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卻始終不受感動,絲毫不肯改邪歸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執行公務,而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舊習,變易惡行。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於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嬌縱,見到威勢就屈服的緣故。因此,七丈高的城牆,就連善於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爲太陡;幹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趕上去放牧,因爲坡度平緩。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並嚴格用刑。十幾尺布帛,一般人見了也捨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鎰黃金,即使是盜躍也不會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時候,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丟掉;肯定會燒傷手時,就是百鎰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使人們有所貪圖;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肯定,使人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5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這樣一來,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都會盡力而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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