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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何用“猖狂”評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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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何用“猖狂”評價他?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在竹林七賢之中,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代表了當時的文學成就,也代表了一種對當時的朝局不滿的態度。很多人知道嵇康,但其他人也都是一些厲害的人物,而對於阮籍有一句評價很奇怪,叫“阮籍猖狂”,猖狂在我們看來並不是什麼好詞,不過很多詞語都是古今異義的,那麼這裏的猖狂是什麼意思?阮籍又爲什麼會“猖狂”呢?

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何用“猖狂”評價他?

“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這是大才子王勃筆下的阮籍,也是世人眼中的阮籍。一個不遵禮法的狂士;一個嗜酒如命的酒癡;一個窮途而哭的怪人,這是阮籍留給世人的臉譜化形象。可世人的評說能代表阮籍的形象嗎?當然不能。就好比劉禪,提起他,世人總會想起“樂不思蜀”、“扶不起的阿斗”等典故,而他是三國君主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事,誰又會去了解呢?如果劉禪真那麼無能,並不是只有一個兒子的劉皇叔會選他做太子嗎?顯而易見,劉禪遠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無能。這也告訴我們,對歷史人物的看法得結合史料來分析。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他的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出身如此,阮籍的才華自不必說,他與嵇康、山濤等人被並稱爲“竹林七賢”,皆是“正始文學”的代表人物。按理說,阮籍如此才華橫溢,他應該是仕途光明的,可爲什麼在史料上只留下了“猖狂”二字呢?主要原因在於他生不逢時,若他生活在曹操當權的時代,青史留名的應該是作爲賢才的阮籍。爲什麼如此說?因爲曹操本身是文人,也重視文人,正因爲這樣纔有了“建安文學”的興起,“建安文學”的領軍人物不是別人,恰恰就是曹氏父子。還有就是曹操主張唯纔是舉,不像曹丕爲了贏得士族支持,採取所謂的“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最後使士族掌握了權柄,造成幾百年“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的現象。當然,“九品官人法”的用人制度,其實也對阮籍並無壞處,畢竟人家也是士族。

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何用“猖狂”評價他? 第2張

可惜的是,這項制度最終使得大士族司馬氏掌握了權柄,間接導致了悲劇的阮籍陷入了政權交替的風波,所以說他生不逢時啊。司馬氏爲了得到更多的人才輔助,盯上了素有名望的“竹林七賢”,多次想請“七賢”出山。但司馬氏的野心,是路人皆知的,所以“七賢”並不都願爲其效力,其中嵇康便旗幟鮮明的反對司馬氏,所以不久就被害,還在刑場上留下了千古絕唱——《廣陵散》;又有如山濤等一些勢利之徒,他們苟且偷生、賣命給司馬氏;最後就是阮籍了,他既不願爲司馬氏效力,又不願枉送性命,只好裝瘋賣傻。

儘管如此,阮籍還是聽到了一件件噩耗,尤其是好友嵇康的死訊,讓他痛徹心扉之餘,又不由產生兔死狐悲之感。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的阮籍,眼睜睜看着司馬氏冷酷而血腥的鎮壓曹魏忠臣時,他的內心該是何其悲痛啊!不僅爲國家前途而悲,也是爲他自己生不逢時、空有才華卻無處施展而悲。對現實的無奈和對政治黑暗的不滿,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53歲的阮籍憂憤而亡,他鬱郁不得志的人生也就此得到了解脫。

阮籍猖狂啊,可他活得比誰都明白,正是由於他善於隱藏內心想法,才能在這政治黑暗的時代善終。看似癲狂的阮籍,也許窮途之哭纔是他內心真實的寫照吧。在阮籍死後不久,司馬氏便取代了曹氏。晉朝建立了,迎來的卻不是盛世,而是數百年的黑暗時代。兩晉時期先後經歷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這段令華夏族恥辱的歷史,到現在也是很多中國人不願提起的,晉朝也成爲了最沒有名氣的大一統王朝。阮籍、嵇康都只不過是在這黑暗時代來臨前死去的哀鳥罷了。

竹林七賢之一阮籍是個怎麼樣的人?爲何用“猖狂”評價他? 第3張

阮籍(210年—263年),三國時期魏國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竹林七賢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取謹慎避禍的態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詠懷八十二首》、《大人先生傳》等,其著作收錄在《阮籍集》中。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後來發生魏晉禪代的政治動亂,由於對現實的失望和深感生命無常,因此採取了蔑棄禮法名教的憤激態度,轉到以隱世爲旨趣的道家思想軌道上來。在阮籍的自述詩《詠懷詩》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可以看到這一點。另一方面也受了當時盛行的玄學的影響,阮籍自己也是魏晉玄學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寫過兩篇著名的論文《通老論》、《達莊論》。不過他對儒學也並不一概排斥,如他在《樂論》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禮作樂對於“移風易俗”要性,認爲"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阮籍在社會政治觀上主張“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說的“無爲”、“無君”的社會。在哲學觀上,阮籍贊同老莊的“達”的觀點,認爲“達’‘的根本途徑或基本方法即爲“齊物”。

正始時期的阮籍強調天與人的統一,竹林時期的阮籍則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變化,不僅表現爲對天人之“關係”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現爲對其本身“意蘊”的規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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