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明朝商業的起起伏伏!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明武宗正德帶頭與民爭利開始，利用“權力壟斷”的形式，除了用皇店(村)、官店、藩店、紳店等殺入商業領域外，明廷對商業剝削最大的禍害就是權力剝削。
皇權帶頭的權力剝削
明代懸在商人的頭上有四把大刀：賦役、官府官吏的橫徵暴斂、地痞流氓、權力剝削。
前兩者對於整個商業集團有着致命風險。例如嘉靖年間就因爲上述兩大問題，造成商業凋敝。例如賦役中的役。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費，大興土木造成巨大浪費，最終連朝臣都無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工部尚書溫仁和上疏：僅宮、殿、宇、壇、廚庫、陵、碑等就花了將近635萬兩白銀。修繕其做藩王時的住所也耗費了170多萬兩。爲了修建宮殿廟宇，皇帝您還命令從四川運木頭、天水山運石頭，而取材、運輸，皇帝則一分錢不掏;瓦則由蘇、鬆、常、鎮、天等地供給;結果造成天下窯工、木工、瓦工等紛紛逃戶。
就連嘉靖都承認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上行下效下，皇帝如此，皇親國戚們自然也紛紛效仿。各地藩王又居其一
以沙市繁榮爲例：徐學謨抗命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荊州知府徐學謨一臉怒氣地看着一個人。“長史大人,千歲的命令恕在下決不從命!”
對面那人冷冷一笑：“徐大人，這可是景王千歲的命令，你要知道這也是萬歲的旨意!”
“哈哈哈，我既然是朝廷命官，百姓們也常說官爲百姓父母，我這個‘父母官’絕不能看着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不聞不問。你們想讓我丈量土地、上交戶口，下官恕難從命!”
那人一聽，先是很驚奇，其後厲聲喝道：“徐學謨!你不要命了嗎?”
“我這樣做也是爲了大明江山，我主聖明，定然會理解我的心意。如果一時因愛子受到矇蔽，怪罪我徐學謨。爲了萬千百姓，不要說徐某的一身錦衣，就是丟了性命，我也心甘情願。長史大人，請你速離此處，徐某恕不奉陪!”徐學謨冷冷地說道。話既然挑明白了，怕也無用。
長史見狀冷冷一笑，悻悻地離開了知府衙門。
徐學謨見景王的長史離開，連忙叫來府中書記，命他速速將此事上報給湖廣巡撫、布政司、按察司三衙門的長官，請他們迅速上報中央請求對景王的行爲予以制止。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
原來，隆慶皇帝朱載垕並不受嘉靖皇帝的寵愛，嘉靖非常喜歡自己的愛子景王朱載訓。當時的裕王朱載垕受到了絕大部分大臣的擁護，太子的地位纔沒有被動搖。
爲此，皇帝與大臣們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嘉靖以拒不上朝、拒不批改非緊急的奏章、拒絕接見反對派官員的“三不政策”予以對抗，但最終還是大臣們勝利了。
爲了安撫自己的愛子，皇帝賞賜了大量田產。可貪慾之心是無止境的，景王看到荊州府江陵縣的沙市鎮地處長江邊，是商船停泊的好地方。這個地方經濟繁榮，往來貿易頻繁，可以收取鉅額商業稅，爲此便向嘉靖請求把沙市鎮割給自己作爲封邑。
剛一接到皇帝“同意”的聖旨，他就派人前往荊州丈量土地、清點店鋪和人口，結果遇到了一位敢於爲民做主的好官。
沙市的繁榮與衰敗
當然，畢竟皇帝同意了，爲了皇帝的面子，徐學謨最終不得不提出一個折中方案：每年送給景王府五百兩銀作爲“損失”的補償。
其後，湖廣巡撫張雨再次與徐學謨發生衝突，原因是爲了討好景王及背後的皇帝，張雨要求將這一數字提高到2000兩。徐學謨同樣給予了拒絕。
其後，朱載訓及其湖南、湖北的其他官員繼續向沙市鎮伸手，理由嘛多得很，個個冠冕堂皇，但都掩蓋不了實質：貪圖沙市的商業繁榮，想從中央政府稅收中分一杯羹。
可他們遇到了一位不怕丟官的好官，徐學謨堅持到了他任荊州知府的最後一天。所幸的是，他的後任官員也還公正廉潔，沙市的繁榮得以繼續保持。
但情況到了萬曆年間發生了變化，沙市逐漸凋敝了。不僅僅是沙市，全國的商業都陷入了衰落中。因爲稅負太重了，貪官特別是宦官爲害地方的事情太多了。因此，萬曆皇帝便被人們稱爲“萬稅”。
當然，也有人從後來的“萬曆三大徵”的部分錢款出自內帑爲由，爲萬曆皇帝的行爲做辯解。但問題是，即使“三大徵”獲得了勝利，也難以洗脫萬曆皇帝好財的惡名。其中之一就是“白條”問題。
嘉萬時期的白條
嘉靖、萬曆兩個時期，各種“白條”滿天飛。“白條”被稱爲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庫、修建交通基礎設施等，自然會產生各種費用，最簡單的就是糧草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往往給予“打白條”。
“白條”上雖然也有規定還款日期的，但到了期無論商家還是其他百姓，又有誰敢跟他們要債呢?所以，這些“白條”就成了“死賬”。
也不能說朝廷官員絕無好人，至少在“白條”問題上還是有一些爲民請命的官員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閏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爲“白條”破產逃亡者不在少數，吏科給事中楊巍、錦衣衛都督陸炳等人就要求：在還款的同時，還要對因爲“白條”問題造成貧困債務中的百姓進行幫助。
儘管嘉靖皇帝對此給予了批示，並要求政府機構迅速解決;但問題是，嘉靖說完了就完了，從來不去進行“後續跟蹤”。最終，嘉靖皇帝有了“善於賴賬”的名聲。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賴賬，有些則很可能是監督執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僅宣府這個邊疆重鎮的“白條”就欠銀幾十萬兩。巡撫趙孔昭在緊急奏章中，請求戶部應急的錢糧就有：芻糧欠款19.109萬兩，商業“白條”20多萬兩;“椿朋修墩”欠銀3900多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結果，這些欠款仍然欠着，只不過因爲幾個重要人物的出現，這種事情才時而嚴重時而輕微，總之吧，明代的商業就像過山車一樣，上下起伏着，主要就是看當政者。
在明代，商人階層首先要感謝的官員並非是張居正而是他的死對頭、著名的首輔兼改革家高拱。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進入內閣，三個月後，他就上了專門解決“白條”問題的《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隆慶皇帝看到這篇奏疏之後非常吃驚。自此，對於商人的壓榨纔有所減輕。
商業發展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