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朱元璋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明朝初年，隨着朱元璋完成對蒙元的北伐與驅逐後，國內局勢趨於平穩，但緊隨着元末戰爭的結束，新建的明王朝與地主階級所潛藏的利益之爭也開始逐漸顯現出來，並開始逐漸爆發。而江南是明朝當時的統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也是這種鬥爭的焦點所在。
一、明朝江南地主的再起
江南地主勢力在元末農民戰爭期間，曾受到嚴重打擊，許多人家業蕩然。但是，戰爭結束不久，他們又迅速的發展起來了。以蘇州府爲例，明初，蘇州府稅銀總數約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戶總數約四十九萬餘。約千分之一的戶，佔一府七縣田賦總數的二十分之一。可見，明開國之初，江南土地又已高度集中。如有富商沈萬三，“田產遍吳下”;丹徒曹定，佔田萬餘畝;義烏巨室婁土祥，僅食客就養了數十人。他們的財產實力，雄視江南，“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
江南地主勢力的發展爲何如此迅猛?
元代，江南地主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是聚族而居。如溧水大姓端氏，“羣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百餘家，高墉飛，環數百里相接。”新安諸大姓，千年來“聚族而居，絕無一家雜入者。”明初，江南各地分佈着許多聚族而居的強大地方宗族。
其二是累世仕宦。宋朝南渡之後，江南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江南地主階級進入宋朝中央者累世不斷。如平陽蔡氏，有宋一朝爲官者共計八十二人。元朝代宋，這些家族雖然由於改朝換代而有所勢力消減，但仍舊有許多家族在元朝任職。
聚族而居和累世仕宦這兩大特點，使江南地主之間關係盤根錯節，使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聲望。在元末農民起義期間，他們便以此號令親族鄉鄰，結寨自保。自此獲得一定的軍事實力，在元末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他們大多未受到起義軍的打擊，反而趁機擴充了實力，其中不乏一些投靠了朱元璋，成爲了開國的元勳。
同時，由於並不是所有地區都受到元末農民起義戰爭的影響，一些地區戰火連天，另一些地方則安然無恙。例如蘇州和松江(即今天的上海)，大多爲張士誠所佔，戰事較少，破壞程度也較輕。
另外在元末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爲爭奪江南控制權的朱元璋與張士誠，都極力拉攏江南地主文人，這也使得江南地主得到勢力保全的同時，肆意進行土地兼併，成爲了明朝建立之後的新貴。正是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明初江南地主勢力得以迅速發展壯大。
二、江南地主與朱元璋的矛盾
明初，隨着江南地主勢力的恢復與發展，他們和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統新王朝，在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上的矛盾開始迅速激化。
此時的江南地主對明朝的政治態度，大抵有三種。
第一種是擁戴明朝，這其中主要包括朱元璋的從龍功臣劉基、宋濂以及後來開科取士獲得的江南名仕宋訥、貝瓊等;
第二種是對明朝抱着若即若離的態度，如山陰名仕楊維楨、黃岩等文人;
第三種則是對明朝採取敵對情緒的人員，這些主要是元朝的遺老遺少和張士誠、方國珍的支持者。
以上這三種人，除了第二種和第三種在一定程度上拒絕與明朝合作外，第一種人中也有部分人員與明朝有着矛盾。他們在明朝中的政治、經濟地位，都遠不如以朱元璋爲首的淮西集團。
例如淮西的李善長和浙東的劉基，同是明朝的開國元勳，待遇就完全不一樣。李善長長期受到重用，封爲一等公爵，歲祿四千石，而劉基卻只被封了個三品伯爵，歲祿二百四十石。最後又被排擠，憂憤而死。
總之，江南地主對新建的明朝的種種態度，造成了明朝對江南統治的不穩定性。
而唐朝以來，江南逐漸成爲了國家的財賦重地，元朝全國稅糧共一千三百餘萬石，其中“江浙稅糧甲天下”，僅浙江一省就達四百四十九萬石，幾乎佔據了全國的三分之一強。朱元璋起兵後，財政拮据，在經濟上主要依賴江南，不少地區在開國前以各種名義加徵的田賦沒有減額，特別是蘇州地區因籍沒張士誠部下土地作爲官田的甚多，賦稅尤其重。
因此，當明朝建立之後，江南重賦就作爲當時的主要社會問題開始突顯起來了。
同時，明初的徭役制度，也對江南地主不利。洪武之前，朱元璋已在江南實行“驗田出夫”的派役制度。洪武元年，明朝正式確定“田一頃出丁一人”的均工伕役制度，這是中央向地方攤派的徭役。但由於當時中原社會經濟因戰爭破壞尚未恢復，均工伕役便大量派給江南。
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地主佃戶的勞作時間，驗田出夫，田愈多，役愈重。均工伕役則再次加劇了江南地主與明朝的矛盾。
而對於明顯不利於江南地主的明朝賦役政策，江南地主也隨之採取了反賦役的辦法有三：逃稅、請命和武裝叛亂。
其中逃稅是最主要的辦法。洪武三年，蘇州逋負秋糧達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丹徒縣大地主曹定一家用“以熟作荒”的辦法，逃稅四頃七十三畝。
洪武年間，江南官吏經常冒殺頭危險，向皇帝請求減免田賦。朱元璋曾下令免江南稅，但“秋復稅之”。無錫籍官吏周衡認爲這是“示天下以不信”。朱元璋只好踐行諾言，但心裏卻很不痛快。不久，周衡告假返鄉，超假一天。朱元璋說：“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朱元璋藉故殺周衡，實際上殺的是江南地主勢力的代言人。著名的金炯事件，也屬於同一性質。金炯，嘉興人，蘇州知府，據說他鑑於蘇州官田佃租太重，上書請求減額。朱元璋派人調查，發現經濟家中官田過於私田，遂怒誅金炯。
而地主反賦役的武裝暴動，主要的事例是吳元年，徐達奉命在松江“驗民田徵磚甃城”。富民錢鶴皋拒不奉令，倡言“吾等力不能辦，城不完即不能死，曷若求生以取富貴”，鼓動作亂，雖然最後並未成功，但也反映了當時江南地主對明朝的敵視情況。
三、朱元璋對江南地主的限制和打擊
明初建都南京，江南成爲明朝的統治中心。爲了加強中央集權，朱元璋對江南地主進行了種種限制和打擊。
第一、抑制兼併，限制江南地主經濟實力的擴張
朱元璋從切身經歷，深知“富民多豪強”，難免“欺凌小民，武斷鄉曲”，引起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由於明初荒地甚多，地主往往鑽朱元璋獎勵墾荒政策的空子來兼併土地。對此，朱元璋下令到臨豪墾荒者，“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以爲已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這種抑制兼併的政策，不但對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起到了一定製約作用，也使明朝初年的墾荒得以順利進行。
第二、清理田籍，防止江南地主隱匿賦稅
南宋以來，江南已流行魚鱗圖冊。經過元末戰亂，江南魚鱗圖冊大多散失。明朝建立之後，爲了全面整頓江南田籍，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分行浙西覈實田畝，繪製魚鱗圖冊。其他地方則由當地官府自行整理。
但重新清理田籍的工作，受到江南地主的頑強抗拒。爲此，朱元璋再進行了嚴厲的鎮壓之後，又派國子生武淳等到各地丈量田畝繪圖成冊，直到洪武二十年，歷經二十年的時間，纔將浙江及蘇州等地魚鱗圖冊最終繪成。
第三、遷徙富戶，削弱江南地主的社會基礎
江南地主大多聚族而居。族羣是他們抗衡官府的實力。所以，朱元璋經常通過遷徙富戶，強迫他們離開故土，從而喪失作亂的實力。規模最大的一次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俞通源“徙江南豪民十四萬填鳳陽”。被遷徙的對象，主要就是張士誠、方國珍，陳友諒、元朝的遺民，以及江南的富戶大族。
第四、用重典，從政治上打擊江南地主
朱元璋消滅張士誠後，幾乎每隔三、四年，江南地主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他們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飛糧事件、九年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恆案和二十六年的藍玉案等一系列重大斗爭中都受到了牽連。
後來在洪武三十年，又發生了“南北榜”事件，朱元璋藉口當年所舉進士皆南人，逐、殺主考官，下令重考，盡取北人，扭轉了南方士子壟斷科舉的局面。第二年，又“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姦告”，羅織成獄。通過三十年不間斷的打擊，江南三吳巨姓，“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爲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明朝對這裏的官員，採取了“自牧守以至參政，莫不慎擇其人”的政策。但是洪武年間，江南地方官又極少能終其任者。如蘇州府，三十年間換了三十個知府，其中被貶謫的一人，罷官的二人，下獄的八人，坐贓瓊面的一人，被殺的二人。朱元璋對這一地區地方官的頻繁換馬，以及這些官員的悲慘結局，反映了明朝在江南地區統治階級與地方勢力爭奪控制權的尖銳表現。
江南地主在政治上受到打擊，必然導致經濟上的破產。明律規定，“凡民間有犯法律者，籍沒其家，田土合拘收入官。”通過這一系列對江南地主的打擊，明朝不僅鞏固了對江南的統治，經濟收益也很大。由於籍沒一大批地主私田，明初江南官田數量大增。
隨着官田數量的增加，明朝在江南的田賦也成倍的增加。元朝時，蘇州的田賦只有三十六萬石，可到了明初田賦已然增加到了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大約翻了七倍有餘。
結語
朱元璋對江南地主勢力的限制和打擊，從根本上是爲了維護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同所有封建帝王一樣，朱元璋也是視中央集權高於一切，不管是貧者還是富者，賤者還是貴者，一律要求他們安於現狀，政治上奉君守法，經濟上納稅服役。任何勢力的行動或實力，一旦成長到構成對王朝的威脅和打擊，就毫不留情予以鎮壓。明朝初年，其對江南地主勢力的打擊就是這種加強中央集權思想的主要體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勢力的發展，加強了明王朝中央集權政治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