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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曾差點投靠袁紹?背後真正原因是什麼?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3.21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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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編,說起曹操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饑民遍地,走投無路的老百姓紛紛加入黃巾軍。《三國志·武帝紀》記載,董卓死後,公元192年曹操藉着攻打兗州的機會,得到了黃巾軍100多萬的投降人口,其中降兵30多萬,曹操選拔其中精銳,組成了“青州兵”,這是他奪取天下的第一桶金。

曹操曾差點投靠袁紹?背後真正原因是什麼?

想不到兩年之後,呂布陳宮趁曹操發兵爲父親報仇,奪取了曹軍的兗州大本營。一石稻穀的價格達到了50萬錢,人相食的情況出現了。因爲缺少糧食,曹操的好朋友袁紹過來勸說,希望能夠合兵一處,簡單的說就是招安曹操。《三國志》記載曹操當時“軍食盡,將許之”,可見後來這個在官渡將袁紹擊敗,後來逐步統一北方的一代雄主,曾經險些因爲捱餓這樣的事情,主動投靠袁紹。

幸虧手下程昱極力勸阻,告訴曹操如果投靠袁紹,下場會跟韓信一樣,曹操才放棄了投袁。

《程昱傳》記載,這個時候曹操只剩下1萬多士兵,可這個過程中曹操並沒有遭受過什麼大的戰敗,可想而知其軍隊多數是因爲飢餓逃散,而這一時期也發生了很多屠城的事件,究其原因也是因爲飢餓使然---跟老百姓搶糧食。

經歷了這次“一石糧難倒英雄漢”之後,曹操爭奪天下的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後曹操一生經歷了大小几十戰,尤其是大型戰役,幾乎沒有一場不是圍繞小麥和水稻展開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進攻時機的選擇上以糧食爲綱:建安二年,曹操討伐袁術,選擇的是金黃色的9月;建安三年討伐呂布,選擇的是豐收的9月;與袁紹對戰,曹操初期也是兵刃不發,到了9月份才發起致命一擊,然後收割了河北很多地區的小麥;建安十三年,曹操攻打荊州,也是計算了時間,正好在9月份控制荊州地區,收穫了當地的水稻。

二、戰爭前後盯緊糧食:陶謙剛死,時機非常好,曹操準備進攻徐州。帳下大謀士荀彧卻提醒曹操,麥子熟了,應當“勤兵收麥熟”,曹操恍然,於是《荀彧傳》又記載“太祖乃止,大收麥。”可見曹操的軍隊,除了會打仗之外,收麥子、水稻的功夫也是一流的,而很多時候,收麥子比收領土更重要。相比較之下,其他諸侯的糧食成熟後並不是軍隊收割,而是等農民收了,然後在從農民和地主手中徵收賦稅,顯然不及曹操對糧食的控制力。

曹操曾差點投靠袁紹?背後真正原因是什麼? 第2張

而初中歷史課本中大談特談的曹操實施“屯田制”則始於建安元年,這一制度的本質是招募農民,以軍隊的制度管理。政府自己當地主,而種地農民也等於服了兵役,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大家各得其所。

三、利用自己在黃河上游的優勢,給黃河水改道,影響下游袁紹集團的農業生產,同時爲自己疏通糧道。曹操一直在堵截淇水流入白溝,到了建安九年,袁紹實力被徹底殲滅,而曹操也停止了對河道的改造。那年他免除了河北賦稅,老百姓還很高興,完全忘記了之前沒有曹公,他們也不至於種不出糧食。對於曹操來說,這個時候河北人也是他的臣民,自然而然不吝嗇用別處的糧食來補充。

後世越來越深刻的明白,戰爭實際上打的就是經濟,目標就是財富。經濟在越久遠的年代,體現的形式越簡單,基本就是糧食。如果糧食問題解決了,就算不打,周邊也會歸附,如果解決不了,就算兵多將廣,也沒有什麼用。

《春秋》裏經常記載諸侯國在秋天越界去收割別人糧食作物的軍事行動,《孟子》中提到饑荒十七次,其中有一次講的是魏國國君告訴他,因爲黃河穿過魏國,所以他不得不在黃河頻繁氾濫、改道後,讓受災一側的民衆到另一側去吃飯,而每年到底是哪側受災,誰也不知道。因爲這個原因,所以百姓們更希望大國兼併自己所在的小國,因爲那樣的話他們抵禦災害的能力就大大增加了(《中國大歷史》)。

齊桓公“葵丘之盟”給諸侯主持公道,不允許諸侯私自興修水利,因爲那樣會影響別人的作物收成,但諸侯表面同意。可私下裏卻從未執行過,因爲一旦捱餓了,誰還管得了的盟約?偏偏那時候黃河今年在你的國境內,明年到了我的國境內,總有諸侯國在受災。分封制的情況下,不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春秋末年的吳越戰爭之前,越國勾踐正是借給了吳國煮熟的糧食種子,導致吳國第二年遭遇大饑荒,勾踐趁機滅掉了吳國。而吳國的老百姓處於捱餓的狀態,越國過來的時候,只需要帶着糧食就勝利了。

事實上,頻繁發生於我國曆史上的北方少數民族騎兵南下,一個根本的原因也在於糧食問題。當某年發生氣候變化的時候,草原上的草比較少,遊牧民族養不了那麼多羊,冬天飢餓難忍,只好南下搶奪。與牧民不同,中原農民家中,往往會有半年的存糧。

也正是鑑於這些因素考慮,孟子在戰國時期強烈呼籲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中央政權。可以試想一下,廣袤的土地上,每年的降水量幾乎是相同的,但每年雨水下到哪裏卻是未必的。如果有一個能夠統一調度的中央,就可以把風調雨順地區的糧食調集給饑荒地區,而不會存在掠奪而發生的戰爭。畢竟無論是河南、河北或者山東、山西,都不能保證自己永遠不受災害,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那時候曾經跟孟子有過激烈辯論的楊朱認爲“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這雖然跟孟子主張的“仁”背道而馳,但事實上其背景和思考的根基都是相同的。每一滴雨水,每一寸土地都不能讓給別人,因爲自己可能隨時面對飢餓。《聞見前錄》裏,伊水、洛水漲,“居民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誰不入丞相府第。”就算是丞相,也時刻不忘自己家糧食的安全。不過有個問題這位丞相可能卻忽視了,府外衆人快餓死的時候,他家裏的糧食也是沒辦法保護的。

當然,大河的上游對下游擁有絕對的主動權,所以從周武王以來,土質疏鬆便於開墾、兼具黃河上游優勢的黃土高原地區發跡的諸侯總是能夠奪取天下,比如秦始皇和劉邦。不過隨着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他們也不能夠始終保持不被飢餓所困擾,於是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就開始向下遊轉移。而三國亂世,從一定程度上去分析,也正是這樣的一個轉移過程。

《歐洲中世紀史》中,面對飢餓的威脅,教皇統一協調能力畢竟有限,無力用富足地區支援災荒地區,只好把矛盾引到外部,200年裏發起了九次東征。當他們到了近現代,因爲缺乏統一,資源調配發生劇烈衝突,普魯士和撒丁王國先後開始漫長的征戰,小的自相殘殺之後,又開始大的。雖然當年困擾曹操的糧食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但追求更好生活的人類又開始想各種方法完成統一,歐洲的聯盟就是很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