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員俸祿之優厚，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據《宋史·職官志》的記載，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
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如茶、酒、廚料、薪、蒿、炭、鹽諸物以至餵馬的草料及隨身差役的衣糧、伙食費等，數量皆相當可觀。
宋真宗時外任官員不得攜帶家屬,而家屬的贍養費則由官府財政供應,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還有“公用錢”(即招待費)，如節度使兼使相公用錢可高達二萬貫，而且上不封頂，“用盡續給，不限年月”。
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諸路職官，各有職田，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直至邊遠的小縣，尚有七頃。且“外官佔田，多逾往制”，由佃戶租種，官員坐享其成。
北宋實行官員高俸制，目的在於養廉。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爲大臣們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的。正如宋太宗所說：“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宋史·職官志十一》)因此，北宋從宋太祖至徽宗，都曾爲百官養廉而不斷增俸。
北宋少數官員也曾提出高俸養廉問題。如范仲淹在“慶曆新政”施政綱領中就提出：“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范文正公集·答手詔條陳十事》)
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期間，不僅增了官俸，而且發了“吏祿”。官與吏習慣上通稱官吏，但在宋代，官與吏職能尊卑有嚴格區別。
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覈升遷管理之權在朝廷，且按朝廷規定的祿格領取俸祿;吏則或出於召募，或應於差役，是各級官府及其下屬部門的各類辦事、管理人員，無俸祿，靠剋扣、受賄和侵漁百姓爲生。
《宋史》對惡吏、贓吏，尤其是獄吏、倉吏、府吏等貪贓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惡行多有揭露。
如熙寧三年八月，神宗發現倉吏侵克欺盜軍糧嚴重，因而下令創立“倉法”，或稱“重祿法”，本着“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的指導思想，首先給倉吏以厚祿，歲額一萬八千九百貫。
但同時又立法對贓賄者施以重罰：給祿之後，如再侵克受賄，“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爲首者配沙門島。”(詳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4，熙寧三年八月癸未)
其實，在國家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適當增加官吏俸祿，提高其物質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爲防貪養廉的手段，認爲“祿厚則人知自重”，“高俸以養廉”，這便陷入了認識上的誤區。
事實證明，北宋的高俸制並沒有“養”出官吏們的廉。
其實，官吏的廉與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質、人格追求決定的，而不是由俸祿的多寡“養”成的。在同等俸祿的情況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貪者自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貪者則是利用職權，見利忘義，棄廉恥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貪。
最顯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錢”和“職田”上。此制目的本在養廉，對此，廉者盡歸公有，貪者則“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宋史·向經傳》)。其涇渭竟是如此分明!
質言之，以高俸養廉只能是一種善良的、主觀的願望，而把現實中人性的複雜性看得太簡單了，乃至誤認爲廉與貪是俸祿的多寡“養”成的。
祿厚，終有止境，而貪官贓吏的欲壑則是無底黑洞，決不是任何厚祿所能填滿的;且貪官贓吏既無人格，何來“自重”!對於本來就沒有的品質，豈是厚祿所能“養”出來的?
以《宋史》而論，如果以熙寧爲界，把北宋劃分爲前後期的話，便會清楚地看到，後期貪官贓吏大大多於前期，在俸祿成倍往上翻的同時，貪官贓累鉅萬者亦隨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現了以蔡京等“六賊”爲代表的貪官集團，使北宋貪賄肆虐之風達到巔峯，北宋的政治腐敗也同時達到了極點，終於導致北宋的滅亡。
北宋的高俸之所以未能養廉，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就是在高俸的同時缺少有力的與之相應的防貪懲貪措施。
北宋懲貪先嚴後寬。趙翼《廿二史札記·宋初嚴懲贓吏》雲：“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之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
從建隆二年(961年)起，至開寶六年(973年)，宋太祖處決貪官贓吏，僅明載《宋史·太祖本紀》者就有十五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