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文人大都心中有着崇高的理想，而太過於理想化的烏托邦往往是不存在的，理想國中朝堂之上君主聖明，臣子清廉，民間百姓富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現實往往十分殘酷，以一人之力很難改變，因此文人們將這種不滿通過很多途徑宣泄出來，有的人縱情山水，有的人鬱鬱寡歡，而有的人選擇恃才狂放。
歷代狂者，多是獨立蒼茫，兀自呼喊。如西晉的阮籍窮途歌哭，一句“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驚人語，從氣勢上壓倒當世所有文人。有明一代，文人染“狂”病者，卻遠遠超過了其他朝代。
元明之交，中原板蕩，王綱解紐，爲個性意識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氣候條件。明初才子解縉上萬言書，無所避忌，敢於對嗜血狂朱元璋的朝政評頭品足，真可以說是“刀尖上跳舞”。大學者方孝孺當着朱棣的面，拒絕起草詔書，執筆寫下一個大大的“篡”字。
文人張狂的背後都隱藏着一個高大的自我。這種個性意識到明中葉以後，蔚成一股潮流。我們所熟知的唐伯虎，並非周星馳飾演的那樣風流自賞，在紅粉叢中游刃有餘。他因科舉舞弊而與官場絕緣，從此窮愁潦倒，卻少了屈身低眉的妾婦氣，“一日兼作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
徐文長雖名頭不及唐伯虎，但才華橫絕一世，以至於齊白石甚至想早生三百年爲其磨墨理紙。他同樣半生落魄，托足無門。晚年竟多次自殺。有時居然自己拿起斧頭，“擊破其頭，血流滿面，頭骨皆折”;有時用銳利的錐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他正是要通過這種瘋狂的舉動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
與徐文長相比，李贄命途也多舛，但他張狂之中更多了幾分叛逆。在書院講學，遇到峨冠博帶的道學先生拿經書提問時，他就一拂袖說：“此時正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落髮唸佛，他卻不受戒，照樣喝酒吃肉。當時出家人中像李贄一樣的狂僧有很多，他們呵佛罵祖，率性而爲，用自己的真性情來對抗時代的虛僞與墮落。
在76歲那年，李贄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被人用門板擡到京城入獄。他沒有向當權者低頭，抱着必死之心，用剃刀自斷咽喉，血流遍地，氣息兩日不絕。侍者問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寫道：“不痛。”侍者又問：“你爲什麼要自殺呢?”李贄又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贄的血性剛烈使“吾道不孤”。他的學說、作品在當時擁有大量的信徒和讀者。
明代文人以張狂的舉動，以驚世的才華，以駭俗的言論，在封建專制的羅網裏，堂堂正正地寫就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字。他們用極其痛苦的存在，向後人證明，這個世間他們曾經來過、活過，也精彩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