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3年，涇原鎮士卒兵變，攻陷長安。唐德宗倉皇出逃至奉天，並被叛軍包圍一月有餘，史稱奉天之難。涇原兵變原爲士卒因不給賞賜而發動的反抗鬥爭，後被野心家朱泚利用。李晟善於組織和擴大兵力，團結內部，激勵士卒，正確選定主攻方向，採用靈活戰術，乘勢連續進擊。迅速平定了朱泚叛亂。
唐德宗李適即位於大曆十四年五月，此時距安史之亂爆發已24年，而安史之亂結束也有16年了。經過唐代宗十餘年的經營，唐王朝逐漸從安史之亂造成的巨大戰爭創傷中恢復過來，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宦官專權受到抑制，邊境局勢也比較和平。德宗即位之初頗以討平安史之亂後出現的割據藩鎮爲己任，想在自己在位期間恢復玄宗曾經創造過的盛世景象。他採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罷貢獻、停樂伎、出宮女等，他又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在建中元年開始實行兩稅法，積極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爲削藩創造條件。
建中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李惟嶽自稱留後，要求唐政府准許他繼任。唐德宗抓住這一機會，開始了醞釀已久的削藩計劃，拒絕了李惟嶽的要求。朝廷此令一出，與成德關係密切、有着共同利益訴求的河朔強藩魏博鎮及淄青鎮、山南東道相約與之共同反叛，史稱“四鎮之亂”。
六月，德宗下令動員全國軍事力量平叛，“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至次年正月，河朔叛軍遭到沉重打擊，不久，李惟嶽被殺，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病故，山南東道節度使樑崇義兵自殺。但德宗卻沒有很好地把握住對中央十分有利的形勢，他既沒有照顧在戰爭中有功的盧龍節度使朱滔的利益，也沒有識破準西節度使李希烈的野心，委任他討伐山南東道樑崇義叛亂的全權，使他藉此擴張了勢力遂使盧龍勾結魏博、成德再叛，而準西李希烈也自恃羽翼豐滿，稱兵反叛。第一波叛亂之火未被完全撲滅，死灰復燃後的第二波火勢更旺，最終導致了涇原兵變。
建中四年十月，爲平定李希烈叛亂，德宗急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安西、北庭兵五千前往襄城，經長安時，因雨士兵飢塞，希望能得到賞賜，卻大失所望，京兆尹安排犒勞軍土，飯菜又很粗劣，致使士兵羣情激憤，本要出城向東行軍至產水，這時卻折而向西，回往長安。
聽說城東發生兵變，德宗急派人安撫，而亂兵已在丹風闕下結陣，迫不得已，德宗與太子、諸王妃嬪等百餘人出苑北門傍晚至咸陽，簡單吃了飯食而未作停留，又前往奉天。德宗覺得奉天地勢狹小，欲改去風期，但適逢風期軍中出現了內亂，節度使張鎰被殺，德宗遂放棄去風期的打算。
而當時亂軍擁朱滔之兄，已被剩奪權力而閒居長安的原盧龍節度使朱泚爲帝，圍攻奉天月餘，致使城中資糧俱盡。十一月，河北前線的朔方軍將領李懷光率軍解奉天之圍，朱泚適歸長安，此時全國各地的貢物相繼而至，奉天物資匱乏的狀況纔有所改觀。但由於李懷光對當時的權貴盧杞等人的不滿和中央對朔方軍一貫的不信任，李懷光在建功之後並未得到應有的嘉獎，反而受到排擠，致使他產生反叛自保的想法。爲防備萬一，李晟先奏請疏通蜀漢至長安的道路，此後又以李懷光反狀已明請德宗出幸蜀州。
李懷光最終於興元元年二月反叛，且李懷光已與朱泚聯兵，叛亂呈連環發展態勢，出現了第三波，使得國家和皇帝的處境更加困難。德宗又從奉天出奔，經周至，南至洋州、成固，又西行至梁州。德宗因梁州貧，又欲去成都，因嚴震、李服勸阻而未成行。後李懷光亂平，德宗改從褒斜道還京。德宗本只是想去奉天或條件稍好的風期，此二地均在關中，也就是說德宗起初並不想遠離長安，這是因爲當時並未覺得五千人的涇原兵變會有多大危險，以爲平定叛亂指日可待。卻未料到小小的兵變引發連鎖反應，德宗只好再次鑾輿播遷。
出逃並不能解決問題，還在奉天時，德宗無奈之下采納宰相陸的建議，發佈《奉天改元大放敕》，一方面引咎自責，另一方面安撫魏博、成德、淮西、酒青等鎮的節度使和將土，宣佈原諒他們的反叛舉動，既往不昝，但朱滔、朱泚不在寬赦的範圍內。這樣，分化瓦解了叛亂勢力，很快，魏博、成德、淄青等鎮歸順朝廷。堅持叛逆的朱滔病死，盧龍叛軍羣龍無首，神策軍將領李晟攻入長安，朱泚被部將所殺，涇原兵變得以平定;李希烈被部將毒殺，準西歸順;擁兵河中的李懷光在被圍困中失去鬥志，自而死。至此，德宗一波三折的削藩行動以雙方的妥協宣告結束。
德宗出巡只是涇原兵變造成的表面影響，這次兵變對德宗朝後期政策，乃至此後的唐代政局都造成了深遠影響。從涇原兵變後，德宗認識到唐王朝的經濟、軍事力量還不足以消滅盤根錯節的藩鎮勢力，於是他不再積極削藩，而是對藩鎮採取姑息政策，尤其是對河北藩鎮，只要其名義上承認中央政府，朝廷就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
德宗的這次經歷，還反映了一些內地節度使力量過於強大，他們表面服從中央，實際具有割據傾向，與河北藩鎮比，雖非朝廷的心腹之患，卻常常成爲燃眉之急。對於這種藩鎮，德宗及以後的唐代帝王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嘗試逐步削奪其權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這種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在中晚唐之時始終存在，且隨着唐王朝的漸趨衰落，中央影響力也日益縮小。
此外，面對皇權受到的衝擊，德宗轉而親信家奴，使得宦官勢力再次擡頭。代宗時打擊宦官勢力，魚朝恩被殺後，宦官不再執掌軍隊。德宗出逃時，有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率衆內官扈從，宦官又漸掌神策軍。逃難的經歷及地方軍將勢力的日益壯大影響到德宗對武將的信任。返京後，德宗深感擁有一支由自己掌控的禁軍的重要性，遂不斷擴大神策軍，並於貞元十二年設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由竇、霍二人充任，將禁軍統帥權交給了宦官，遂使得唐代藩鎮割據之禍與宦官專權之害並存，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
德宗這種前後矛盾的性格，註定了他一生濃厚的悲劇色彩--皇帝有心無力，面對的始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唐帝國在中唐時期的政治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