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歐洲從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開始，就一直重農輕商。柏拉圖肯定商業的必要性，但卻鄙視商人，認爲雅典人不應該從事這種不體面的事業，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克優斯·賈圖(公元前235~公元前149年)，是古代羅馬政治活動家，大奴隸主，當過羅馬執政官。他主要研究家庭莊園的管理，認爲在一切經濟部門中，農業是羅馬人最適宜從事的事業。
奧格里·奧古斯丁(353~430年)是羅馬帝國瓦解時期基督教最著名的思想家。他認爲農業是最高尚的行業，對於商業採取非難態度，認爲爲謀生而從事小商業還情有可原，但以贏利爲目的的大商業則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認爲價格應該公平。
柏拉圖
從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5世紀，稱爲“中世紀”。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神學家對以賺取利潤爲目的的商業採取更加強烈的否定態度。認爲商業是一種賤買貴賣的行爲，其罪惡甚至超過盜竊。在歐洲，對商業活動的否定和抑制真正從思想意識上開始出現鬆動，是從托馬斯·阿奎那開始的。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意大利神學家，1259年任羅馬教廷神學顧問和講習，著作有《神學大全》。1879年教皇宣佈阿奎那的神學爲天主教會的最高哲學權威。
阿奎那主張自然法觀念。“自然法”是古希臘哲學中斯多咯派從所謂宇宙理性中引申出來的，認爲它是超出人爲法之上的由神性支配的不變規律。阿奎那強調公平價格，把商業看成是卑鄙的行業，但是他指出，在特定情況下，收取適當的利潤或利息是合適的，例如，維持自己的家庭生活或幫助窮人。他認爲，貨幣僅僅是便利交換的工具，君主有權鑄造貨幣。
總之，一直到14世紀末，歐洲都重視農業，極端輕視商業。並且其經濟理論都是零碎的，所涉及的領域也極爲有限，基本上侷限在家庭管理，或者價格公平，或者貨幣成色等物理屬性等方面。這也是歐洲經濟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中國的商業與國計文明
在商業方面，以中國爲代表的東方國家一直對商業十分重視。本書“引子”中所說，成湯滅夏，就是採用了商戰，用絲綢大量換取夏的糧食，削弱夏的力量。這恐怕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經濟戰。《尚書·酒誥》中記載，周公訓誥商遺民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牛車，遠眼賈，用孝養厥父母。”由此可知，商人原本就有經營商業的傳統。
“商業”、“商人”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的。《左傳》記載，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內，因時屆西周末期，宣王沒有什麼可以分給自己的弟弟，只好把一批買賣人分給了鄭桓公 後來鄭桓公率衆遠遷“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後，同這些商人訂立下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就是說，商人不能背叛國君，國君不強買和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預商人的財產和營業。在長達上百年的時間裏，這個著名的“法律”被嚴格地遵守着。
春秋時代的齊相管仲進一步提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提出四民分工，“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智。”“令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兇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軻馬，以週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值得指出的是，今人有指責管仲令四民分居，以此作爲壓制工商的憑據，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爲士和農也被分居，爲什麼就沒有人指責這是壓制士和農呢?與其說是壓制，倒不如說是管仲非常注意創造分工的環境條件，以形成工業區、商業區、農業區、政治文化區域。
從商業角度來說，這也符合規模經濟的規律，且與當今在城鎮規劃中劃分各種職能不同的區域，如商業區、技術開發區等，本質上並無區別。可以說，管仲不但提出了分工的思想，而且已經付諸實施。管仲令其子弟相襲，除了考慮社會穩定外，也考慮了工商業的職業教育問題：“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
而且，並不是說各民之間在地位升遷上完全被隔絕。《國語》載管仲佐政、又行考選制度，每年由鄉長將子弟中之賢者報告給國君，國君召見，試以官職，成績好的可以上升到“上卿之贊”，“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夫是，故民皆勉爲善”，“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告，且有罪”。這就是說，無論你是什麼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通過考任或者舉薦而升遷。
歐洲的貴族世襲制一直到明朝以後中國的科舉制度傳入之後才逐漸廢除。“中國古代這種“學而優則仕”，憑學問、憑才幹，不世襲、輕特權，“選賢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選拔官吏的制度，與18世紀歐洲的知識界、啓蒙學者們的尊重個人的價值，反對中世紀的封建世襲制度，通過自由、平等、競爭攀登仕途高峯的理想一拍即合。”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與諸侯在蔡丘會盟，約定在諸侯國之間的貿易活動中，大家都要爲商賈提供食宿方便。齊國爲外來商人提供貨棧等交易場所，對外商貨車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給飼料，五乘的並供給廝養人，使得“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同時管仲實行“官山海”之策。山指鑄鐵，海指煮鹽。但是管仲實行的不是國家完全壟斷，而是允許私人煮鹽鍊鐵，國家統一收購，然後以確定的價格批發給商人經銷。換句話說，國家僅僅是控制總批發價格，並從中抽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考慮了商人的利益。管仲的“官山海”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國家所獲取的利潤不能擾民。而如果鹽鐵的價格過高，就無法達到“民不加賦”的效果。因此，由管仲的“官山海”而得出當時國家壟斷贏利的結論是輕率的。
在《管子·輕重乙篇》中，桓公曾建議對鹽鐵徹底壟斷，但被管仲阻止，說：“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官山海”的另一個特點是煮鹽鍊鐵均放開，由私人經營，包括市場銷售，國家僅僅統一收購，搞總批發。所以說，管仲主張盡力減少國家干預，把最大的自由度讓給民間。因此“官山海”與其說是國家壟斷，倒不如說是國家抽取間接稅，同時穩定鹽鐵產品的物價。因爲鹽鐵產品同質，
國家只要規定統一收購價和批發價，各地官府就可以執行，官吏難以從中牟利。在其他方面，管仲是極爲反對官商合一的。以當前的話說，就是管仲反對官僚資本。在《權修》中，管子說：“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意思是說，官商結合，則財貨會經過賄賂而流入朝野。《八觀》上說得更爲嚴厲：“上賣官爵，七年而亡。”《立政》中說：“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八觀》中說：“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
在賦稅方面，管仲主張減免工商稅收，“關幾而不徵，市廛而不稅”。但是，管仲並不是一味減少賦稅，認爲賦稅越少越好。管仲反對一味地輕賦稅，認爲那樣將使國家財政收支不能平衡;同時又反對重稅，認爲那樣只會使國家稅收減少。西方經濟學關於稅收的拉弗曲線，在管仲這裏早已有了清晰的表達。
由此管仲提出針對級差地租的級差稅制和關稅等，其理論和稅種都比較完善。特別是對級差地租的“相地而衰徵”，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中，是李嘉圖、馬爾薩斯等人在世時纔開始認識到不同賦稅的徵收對地租的影響的。
關於管仲主張減輕賦稅的資料如下：《山至數》：桓公問管子曰：“樑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樑聚之言如何?”管子對曰：“樑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樑聚之言非也。”《五輔》：“薄徵賦，輕徵賦，弛弄罰，赦罪戾，寡小過，此謂寬其政。”《小匡》：“通齊國之魚鹽東萊(尹知章注：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徵，堀而不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
在對級差地租收稅方面，《國語·齊語》中有記述“相地而衰徵”。衰，音催，意爲等差遞減，即地租之級差。同時，管仲還區別不同產業徵收不同的賦稅，以有區別地發展產業。
在《山國軌》中“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官室者，服重租。小家陋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在這裏，管仲減輕甚至免除田賦，而收重稅于山林之墳地的使用，並對不同墳地的使用按照級差原則收稅，以使得其不至成爲貧苦人民的負擔。管仲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提出了系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在《乘馬數》中，管仲說：“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在《侈靡》中，管仲說：“市也者，勸也。
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在這裏，管仲首先提出了國家儲備的思想，然後提出在遇到兇旱等機導致經濟蕭條時，國家要修築宮室臺榭，僱傭差役，增加就業，刺激經濟。管仲非常明確地強調，這種方法不是爲了“麗樂”，而是爲了“平國策”。因爲他對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原理及後果非常清楚。
對本事(當時爲農業)和末事(當時爲商業)的關係，管仲也做了精闢的論述，說如果農業發達，則工商業就會興旺;如果工商業不興旺，消費不足，則農業也不會發達。管仲提出國家發展要藏富於民。《山至數》中就記載了齊桓公與管仲關於藏富於民的對話。桓公曰：“何謂藏於民?”管子曰：“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
結語
可以說，按照管仲的主張，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活脫脫是一付現代經濟的圖像了，在某些方面甚至連我們都難以想象，例如管仲爲吸引天下客商，專門設置女閭七百。正如前面關於“封建”意義的辨析，春秋戰國之時，正是中國處於類似歐州的情況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