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文化繁榮，在詩、書、畫、樂等方面都涌現了大量名家，唐代歷代帝王對唐樂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帝王作爲統治階級，在我國階級社會的特權等級中，處於權利最高層。縱觀中國古代音樂史，統治階級與音樂始終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是以“禮樂”文明的國家，一方面，音樂被作爲政治工具，始終與禮相伴，爲統治者用來穩定社會、鞏固其政權統治;另一方面，又被作爲統治者奢靡生活中的重要娛樂工具。
唐代音樂主要集中在宮廷、貴族、官僚之間，唐代帝王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帝王音樂世家”，其自身的善樂、好樂，同時，由於出身貴族，極其奢華享受的生活作風，從而使音樂無論是作爲政治工具還是享樂工具，在他們的生活中均佔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又因爲唐代帝王所處的社會環境，個人音樂修養、音樂喜好等均有所差異，所以在唐代音樂的發展中，唐代諸皇帝所產生的歷史作用也有所不同。因此，唐代帝王的個人音樂喜好、音樂思想、對音樂的重視程度、及所推行的音樂政策，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唐人的音樂生活、唐代音樂的整體發展。
唐代帝王以其自身的善樂、好樂、倡樂，對唐樂的發展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一、培養了大批音樂人才
樂人是音樂發展中最直接的創造者、參與者。在唐代，樂人數量極其龐大，唐之盛時，僅太常及鼓吹署樂人就已至數萬人，且未將宮伎、家伎、官伎、私伎等納入其中。可見，唐時樂人規模之宏大。儘管唐代有非常嚴格的樂籍制度，在法律上，樂人的社會地位受到了極大的約束，但在帝王的普遍重視下，其實際地位卻非常高，這無疑爲唐代音樂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資源。唐時帝王對樂人的重視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其一，他們重視音樂人才的培養，增設了如教坊、梨園、仙韶院等宮廷音樂機構，唐玄宗還親自教授梨園弟子。這些音樂機構也都具有一定的音樂教育功能，在帝王的重視之下，不僅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樂人，還極大地提高了樂人的音樂技藝，如張紅紅、許和子、李龜年、雷海青等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樂人均出自於上述音樂機構。
其二，在制度上提高了樂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如高祖頒佈《太常樂人蠲除一同民例詔》，赦免前代樂人的賤民身份;中宗神龍三年，對一般樂工免徵徭役;德宗元和八年，免除借宣徽院樂人官宅制;武宗敕文規定京畿諸院太常樂及金吾角手免正身一人差使;等等一系列舉措的實施，從而爲樂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其三，衆多樂工被授予極高的官職。史料中有明確記載的，如高祖、太宗、玄宗、文宗等帝王都曾授予樂人官位，所授樂人包括前代樂工祖孝孫、舞胡安叱奴、王長通、龜茲樂人白明達、樂官馮定、樂工尉遲章、雲朝霞、等等。儘管唐時帝王對樂人授予官職也時常遭到朝臣的不滿，雖有所收斂，但最終還是授予樂工職位。可見，這些帝王對樂人的重視。另外，從所授樂人的性質來看，唐代帝王在重用樂人方面也具有開明的思想。
其四，賜予樂工豐厚的待遇，從而保障了樂工的經濟收入。帝王對樂工賜予金錢等財物，在唐時已爲常事。尤其是中晚唐帝王，即便當時唐王朝國力衰退，依然不減對樂工的賞賜，且賞賜不僅豐厚，還十分頻繁。儘管此舉極爲不利於唐代經濟的發展，但對於音樂的發展卻有着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帝王對樂人的重視，使樂人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生存空間，由此，也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音樂人才，其中器樂、散樂、歌唱、舞蹈、作曲等人才皆有。這些樂人的加入，不僅使唐樂在音樂形式上更加豐富，還從整體上提高了唐代音樂文化水平。
二、提高了音樂技藝水平
唐代帝王在政治上和音樂上所施行的一系列積極舉措，不但帶動了唐人普遍參與音樂生活的熱情，且在促進唐樂多樣化、多元化發展的同時，也從整體上提高了唐代音樂技藝水平。
1.歌舞方面
唐代音樂本就以歌舞音樂聞名，自然不乏歌舞人才，如宮廷歌唱家永新、念奴、何滿子、張紅紅、楊瓊;舞蹈人才謝阿蠻、安叱奴、等等。而唐代帝王又尤其好於歌舞昇平的享樂生活，在他們的重視下，歌舞技藝更是發展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本文僅選取如下一、二加以說明：
永新，其歌唱造詣深厚。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中認爲“韓娥、李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可見，能與她的歌唱造詣媲美的只有千餘年前的韓娥、李延年。《樂府雜錄》中更贊其歌聲“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召李謨吹笛遂其歌，曲終管裂”、“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斷腸”，從中也可知，永新的歌唱不僅極富情感，還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她的歌唱造詣更是得到了玄宗的認可，贊其“歌值千金”。
念奴，其歌唱造詣被譽爲“宮伎中第一”。玄宗贊其：“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宋代著名的詞牌《念奴嬌》，便是爲讚美其歌曲而作。元稹《連昌宮詞》評其歌唱“飛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由上可知，念奴具有極高的歌唱造詣。
除上所述，在舞蹈方面，唐代樂工的舞蹈水平整體都非常高，這從唐代諸多樂舞作品的規模便可窺探一二。唐時樂舞的編排非常靈活，且形式多變。舞者多則達900人，少則三人，如坐、立部伎作品。這就必須要求有一批技藝水平高超的舞蹈人才，如樂工技藝水品不足，很難把握好這些靈活多變的樂舞作品。
2.器樂方面
唐代帝王善樂，其中不乏善器樂演奏者，如高祖、玄宗、文宗等。在他們的重視下，不僅促進了這一時期器樂的發展，如琵琶、羯鼓、笛子等。還極大地提高了器樂演奏水平，尤其是琵琶。不僅涌現了一大批技藝高超的器樂演奏家，如段善本、康崑崙、李管兒、曹善才、曹鋼、等等;還有器樂改革家，如裴神符等。本文僅選取如下一、二加以說明：
段善本，琵琶大師，尤其擅長即興移調演奏。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中記有其與康崑崙競技之軼事。大意是說康崑崙乃當時琵琶演奏第一手，要是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那麼街西便無人能敵。可見康崑崙的琴技被人們極爲肯定。
然而在競技的過程中，遇段善本彈琴後，大爲震撼。後來德宗召段善本入宮，異常嘉賞，又令其教授康崑崙。段善本以康崑崙琵琶演奏技藝太雜，令其停奏十年。十年後康崑崙拜其爲師，技藝大長。
除此之外，宮女羅黑黑隔帷聽樂，一遍而得，這雖爲唐樂發展中的一個掠影，但足以窺探當時唐代整體音樂技藝水平較高的事實。
3.音樂評論方面
唐代帝王普遍重視文人學士，由此，也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發展。在帝王的倡樂下，這些文人學士普遍好樂，加上他們深厚的文學造詣，也由此誕生了一大批音樂評論家。如白居易、杜甫、元稹、等等，在他們的詩歌中不乏一些詠樂詩，其中歌唱、器樂等皆有。唐代詠樂詩極其豐富，本文僅列舉一、二加以說明：如白居易《問楊瓊》一詩“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聲”。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等等。這些詠樂詩的描述極其形象，其中一些詠樂詩句依然爲今人所用，其藝術價值之高。音樂評論必須具有一定的音樂修養，從唐代這些音樂評論家的大量詠樂詩中，我們足可見，唐代文人不僅好樂，還普遍具有一定的音樂修養。
三、豐富了唐代音樂作品
音樂創造者、音樂、受衆是音樂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唐代帝王被公認爲是歷史上少有的“帝王音樂世家”，他們中的大多帝王善樂，且在音樂方面有着一定的造詣。從文獻資料來看，其中有明確記載的帝王就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則天、德宗、文宗、宣宗等。
他們或善樂器演奏、或善作曲，或二者兼備，如高祖善琵琶;太宗不僅好於音樂，且在音樂上還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學界也多肯定他的音樂思想對唐代音樂發展的意義。除此之外，他還親自參與樂舞的創作和編訂;高宗通曉音律，善作曲，他創作的作品風格多樣;
武則天不僅能親自作曲，還參與樂舞的編排、主持樂律學著作《樂書要錄》的編撰;玄宗的音樂造詣更是毋容置疑，在帝王中，他是歷史上公認的“帝王音樂家”，他不僅精通音律、善於作曲及各種樂器的演奏，還具有極強的音樂管理能力;另外，德宗、文宗、宣宗也都能作曲，文宗還善吹小管;等等。
儘管他們並非職業音樂人，並非音樂文化的主要創造者，但他們的善樂、好樂、倡樂，卻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着唐樂。
首先，帝王的善樂，爲大唐創作了大量優秀的音樂作品。其中包括器樂曲、歌舞大麴、道調、軍樂、雅樂、等等。史料中有明確記載的作品大致如下：太宗造《破陣樂》《慶善樂》;高宗所造有《上元樂》《慶雲》《一戎大定樂》等20餘首作品;武后造《神宮大樂》《曳鼎歌》《鳥歌萬歲樂》等等;玄宗創作的作品僅羯鼓曲就達92首之多，
他還創作有《霓裳羽衣曲》《光聖樂》等作品;德宗制《中和舞》;文宗制《文漵子》;宣宗作有《泰邊陲樂曲》《蔥嶺西曲》《播皇獻》等數十首作品，其作品後來傳入民間;等等。
這些作品不僅風格迥異，形式多樣，且在創作中還融入了更多其他民族的音樂元素。它們的成功創作不僅代表着當時唐樂發展的水平，也反映出唐樂兼收幷蓄的風格。同時，這些作品還具有極強的影響力，如《霓裳羽衣曲》《破陣樂》等作品被帶到日本後，也進一步豐富着日本音樂。另外，這些被保存下來的作品也成爲今人認識唐樂的重要線索。
其次，在他們的重視下，還命樂工創作了大量優秀的音樂作品，如高宗命白明達作《春鶯囀》、命太常樂工制《白雪》;玄宗命樂工制道調;以及文宗命樂工制“仙韶樂”;等等，從而進一步充實着唐代音樂作品。
四、促進了音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唐王朝以其繁榮的政治、經濟、文化，在國際上有着極高的影響力。唐代帝王在政治上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唐朝對外交流極其頻繁。在此過程中，他們開明的音樂思想，以及對音樂的倡導和重視，都極大地促進了當時音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其一，唐帝王不但完整地繼承了隋“九部樂”，還在此基礎上擴充爲“十部樂”。這十部樂更多則是以外來音樂爲主，如西涼、西域、印度、今中亞烏茲別克、新疆喀什葛爾、朝鮮、韓國等地。從整個唐代帝王的宴樂活動用樂來看，“九部樂”一直沿用其中。唐帝王對其重視，也可見他們對於外來音樂的開放態度。
其二，唐代帝王倡導獻樂活動。其中包括“四夷”和“邊地”所獻之樂，“四夷”獻樂，如睿宗時，婆羅門獻樂;德宗時，南詔、驃國獻樂;憲宗，高麗獻樂;等等。“邊地”獻樂興起於玄宗，這一時期所獻之樂如《婆羅門》《伊州》《涼州》也都爲外來之樂。
其三，以初、盛唐時爲代表的帝王還主動吸收外來音樂，其中尤以龜茲音樂爲主，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如坐部伎作品《破陣樂》《慶善樂》，其中除《慶善樂》採用西涼樂創作外，其他均以採用龜茲樂爲主而創作。另外，玄宗時還將道調、法曲與胡部結合，並大大提高了胡樂在唐的地位。
其四，唐帝王在政治上採取的一系列舉措，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通，不僅擴大了唐樂的影響力，也促進了中外音樂文化的交流。如日本、高麗、天竺、扶南等都與大唐交流頻繁。據《舊唐書》《魏書》的記載，日本遣唐使19次來唐;高麗在唐文宗開成五年就有105名留學生歸國，這才僅僅一次的數量，且僅新羅一帶。可見，當時文化交流的頻繁程度。當然，這期間唐王朝也有不少使者去到日本、天竺等地，使中國音樂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綜上所述，帝王在唐樂與外來音樂的交流與融合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在他們的重視下，外來音樂在唐極爲盛行，在當時不僅形成了“洛陽家家學胡樂”的盛況，也使唐樂在兼收幷蓄的同時，豐富了其自身的音樂表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