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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宋朝天子與士大夫之間共治天下的制度,天子真的甘願共治天下嗎?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1.7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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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有效防止中央集權,宋代產生了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即削弱了皇帝的權力,也削弱了宰相的權利。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與皇權的互動中,雖然單個士大夫一般都難以與最高統治者抗衡,但士大夫作爲一個集體,卻能佔據優勢,這就初步形成了共治天下的基礎

士大夫在勸諫中使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力求皇權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這是具體落實共治天下的一種方式。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顯著特徵,這不僅是范仲淹這樣以天下爲己任的少數士大夫的擔當,而且包括一些品行一般,官位不顯的士大夫甚至普通士人的普遍心理。

宋代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度發展,乃至政治制度較爲寬容平和等特徵,自然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結晶,心被衆多史家所公認。但宋代經濟發展惠及下層百姓較爲有限,並未出現可以稱爲“革命”的重大變化。

一、“共治天下”語境下士大夫和百姓的衝突

余英時先生認爲,“從張載、程頤到陸九淵,理學家通過各種曲折方式企圖一方面抵制君權,一方面伸張士權,則是顯而易見的。”這自然不錯,但士權伸張,是否一定就是於百姓於國家有利之事呢?

在文彥博和王安石關於變法的爭論中,變法能使百姓受益,在現場是一致認同的。此前王安石認爲“朝廷立法,惠在弱遠不知所以然之人;怨在強近能造作讒謗者。”應該是可信的。

而吳充問:“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心,是果於民何如?”時,沈括的解釋是:“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心。”當時得到認同,“充然其說,錶行之。”這說明士大夫與民衆的利益並不一致。

探索宋朝天子與士大夫之間共治天下的制度,天子真的甘願共治天下嗎?

士大夫與皇帝或者天下的利益並不一致,對不維護文人利益的,生前身後均會無情打擊,這證明“官僚組織有時標榜的‘爲民請命’的思想,實際上反映的是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整體要求,並且最終心只有在追求整體利益的過程中,才能使本集團和本人的利益得到滿足。”

二、士大夫眼中的天下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並未引起神宗、王安石的任何詫異與異議,足見這已是宋代較流行的輿論和共識,甚至被皇帝所默認。確實,大多數情況下,宋代士大夫認爲天下並非屬於皇帝私有,並通過不同的邏輯轉換,最終將治理天下的權力歸結於士大夫。

一種主要方式是認爲“天下”整體上並不屬於皇帝,臣僚作爲“天下”的代表,或者作爲“天下”的權威詮釋者,對皇帝提出要求,進行制約和批評。

如哲宗時,範祖禹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必。”

表面上將祖宗貢得很高,什麼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對祖宗的解釋權卻在士大夫,現在的皇帝幾乎一無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種邏輯方式是:將重要權力,從皇帝手中剝離出來,賦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後士大夫再作爲“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獲得此項權利。

既然這些權利是屬於天下的,其實心就是自認爲代表天下的士大夫的,如果沒按照士大夫的需要處置,士大夫就會指責皇帝徇私,將天下的公器作爲私有,會導致亂政乃至亂世。

如鹹淳三年,監察御史曰:“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實際上,皇帝並不能與天下共之,因爲當這種說法出現的時候,對皇帝的意見或主張一般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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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說,皇帝堅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見,就不是與天下共之,只有聽從臣僚的意見,纔是與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繼續執拗不變,不願聽從士大夫的建議或者意見,士大夫則以集體不合作來對抗,因爲他們是天下的代表,皇帝顯然不能對抗全天下。如果僅有一兩人辭職倒心無關緊要,但一旦集體罷工,就無人治理天下了。

他們的出發點在於心繫天下,造福蒼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

認爲皇帝不過是代爲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終決定由誰做代理人,這正是發揮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貴君輕”的思想。

簡言之,士大夫話語體系中,天下屬於皇帝本人時,更多強調其有天下的義務、責任,或者觸動其擁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屬於皇帝的說法遠爲普及,此時,更爲着重的是擁有天下的權利,防止皇權逸出士大夫意圖之外。

三、皇帝眼中的天下

皇帝未必都心甘情願接受“共治天下”的狀況,但情勢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因爲要實現統治就必須有一批維持政權運轉的人,而科舉官僚們與唐末以來的軍閥不同,他們沒有有朝一日自己當天子號令天下的野心。

他們與治理大唐帝國的貴族官僚們一樣,只希望在朝廷中飛黃騰達,子孫繁榮。他們具有維護給予自己榮華富貴的王朝體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與士大夫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維護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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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既然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的動向和支持特別在意。對於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來說,“共治天下”有時成了他們的最佳裝飾。而較爲強勢的皇帝,仍經常認爲天下屬於自己,理所當然由自己負責。

如孝宗就曾氣憤地指責:“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以他的不滿其實道出了治天下之責任主體的問題,即天下所有權歸屬於誰,則誰理應負責其盛衰興亡。

士大夫大談共治天下之時,卻對失去天下頗爲淡漠,可見他們內心裏心未必有所謂主人翁意識。相反,正如孝宗所說,部分士大夫真正關心的只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私有財產。

當然,心有學者指出共天下、共治天下兩種說法中所有權與治理權的區別,但筆者認爲二者在宋代幾乎含義通用,聯繫有關表述和對話的語境,無論皇帝或者士大夫,均未對兩種表達作區分。

正因爲孝宗對天下的所有感,纔會更加關注天下之人的感受,盡力擔負起天下的責任,而不是視天下爲逆旅。何況,在“家天下”的傳統之下,皇帝一般還會試圖將一個稍好的天下,再傳授給子子孫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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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天下”與“正君心”的衝突

傳統士大夫經常強調“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務,範祖禹元祐年間即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

朱熹認爲,“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同時,他們又對皇帝強調“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況下存在矛盾。

其一,當“共天下”的理念實施得較好的時候,此時應正的其實是大臣之心,因爲最高權力已基本轉移到作爲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權臣之心,權臣便很容易變成僭主。士大夫這時不去正權臣之心,卻獻媚討好,又談何共治天下?

其二,由何人來正君心,也是實踐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正如“共治”天下由誰來治一樣。按照傳統士大夫的想法,顯然必須是君子纔有正君心的資格,當然也得由他們來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會禍亂天下。但經常指責皇帝之私的士大夫們,卻未必都是品格毫無瑕疵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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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雖然不能說將“君心”作爲首要的目標,是士大夫在試圖推脫責任,因爲皇帝確實是法理上的權力之源;但從歷史結果上看,“正君心”效果非常有限。仁宗時賢相適逢聖君,仍國勢頑廢即是明證。

元祐期間,當政全是君子,小人被盡數趕出朝廷,也未見國家有何起色,似也難歸咎於“君心”不正。而包括哲宗在內的大多數皇帝,從小就接受包括程頤等道學領袖在內的傳統士大夫教育,最終並不特別認可他們灌輸的道理,也從事實上證明了格君心的艱難甚至無效。

結論

傳統士大夫勸諫皇帝時,經常藉助天地、災異、祖宗、外敵、兵變、民變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試圖使皇帝感受到恐懼。他們的陳述內容,多數情況是真實可信,條理清晰,邏輯分明的,但有時也存在誇大其辭、移花接木甚至編造材料、修改歷史的現象。

他們的目的,主要在於實施自己的政見,希望國家按照他們理解的方向發展,但也難以避免偶爾摻雜進自己個人或文官羣體的種種利益,藉機實現自己意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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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就勸導所針對的事務本身來說,他們一般都能達到目的,同時也使宋朝皇帝普遍相對仁厚謹慎,宋朝統治也比較開明,經濟文化高度發展。

但另一方面,卻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關鍵時期和重大問題上幾乎失去決斷能力,終至國王淪喪,而由於傳統士大夫的思想在北宋亡國後成爲主流,他們的恐懼式勸諫行爲及附帶的恐懼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他們對變革的恐懼和對因循守舊思想的固執堅持,長期佔據中國思想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