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是繼秦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西漢初年，高祖劉邦經過自身奮鬥終於統一天下，雖然他收天下書籍於內廷，但是實際上他卻並不是如痛恨秦皇的儒生們希望的那樣的君王。高祖在國家治理策略上也並沒有採用儒家之法，面對經歷戰亂的舊山河，劉邦聽取了大多數大臣的建議採取了“黃老之術”並且實踐之後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高祖之後的文、景二帝雖然也注重天下讀書人的培養，但在國家大政方針的推行上依然堅了持對外採取和親政策，對內繼續實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等政策。
這些政策的強力實施使得漢初的國力迅速增強、全國人口規模也急劇增長，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極大改善，緩解了漢初統治階層與底層民衆的矛盾，爲漢武帝大一統政權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文、景二帝的文景之治根植於六國貴族和社會豪強的支持，他們需要協同帝國內部各階層利益才能確保快速的實現帝國的資本聚集，凝聚整個帝國的民心和力量，從而抵禦北方強大匈奴的對於帝國的威脅，這樣的社會現實也決定了上層統治者對於治國策略的偏好，也直接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儒家與道家的天壤之別的社會境遇。
一、漢初“黃老之術”的興盛與儒家的隱匿
西漢初年，社會經濟發展凋敝，百姓流離失所，國家百廢待興，面對千瘡百孔的社會現實，高祖劉邦只能選擇確保穩定的前提下，實現民衆的安定和溫飽問題，基於此當時也只能實行與此契合的“黃老之術”，而禁止其他學術的發展，這樣才能確保各基層在同一的思想下最快實現社會經濟的復甦。
漢初的蕭何、韓信、張良等人是西漢初期社會統御制度的頂層設計者，他們本身崇尚黃老之術。秦皇霸業的快速消亡促使他們深刻認識到秦末霸權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惡劣影響，只有實行“無爲而治，兼合儒、墨”的“黃老之術”纔可以緩和六國以來各利益集團的深層次的矛盾對立，迎合底層百姓“人心思定”的社會願望，才能實現一個長久穩定的復甦的社會氛圍，因此他們纔是黃老之術得以大力推行的決定性因素。繼蕭何爲相的曹參更是提出“蕭規曹隨”，將“黃老之術”繼續推行至全國，統治階層的上層推動使得這種思想得以在社會事務和人們的日常行爲中快速普及和執行。
“黃老之術”在高祖時期迅速推行並取得切實的實際效果，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國力日益增強，更加增強了上層統治着推行“黃老之術”的決心，文景二帝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他們也切實瞭解帝國存在的根本問題，因此面對匈奴的百般挑釁，他們還是忍辱負重，自上而行大力倡導勤儉節約，體恤百姓的困苦，採取和親政策，努力營造安定的社會基礎，使得漢初的經濟快速發展，人口迅速繁衍，實現了藏富於民的治世局面。
儒家經歷秦大一統政權的強力摧殘，此時的帝國內部依然剩下些許零星火苗，漢初廟堂之上的制度建構者無人扶持，自然發展緩慢。再者此時社會繼續實現繁榮穩定而不是積極進取的王道，雖然出現了賈誼和晁錯等人似乎也得到了朝廷一席之地，然而此刻卻受到漢初形成的關東地主官僚階層的排擠，他們也只能將自己的主張上奏天子，然而他們卻低估了龐雜的朝堂勢力對於中央集權的君主皇權的影響力，當週勃等人在朝堂發出異樣的聲音時，儒家的聲音也只能讓步與現實權利，文帝不得不將其放任郡國，景帝面對七國之亂的悍然挑釁也只能誅殺晁錯平息諸王的前進藉口。
隨着國家日漸穩定，“黃老之術”雖然對於社會穩定，國力發張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是過於寬鬆的社會政策也促使了一些弊端的形成，比如郡國勢力和豪強地主的做大，使得他們在一定基礎上得到快速擴張，這些不穩定因素也被文帝和景帝注意到，因此他們也注重尋求解決之道，嘗試接近儒家，各地官吏大力推行文化建設。文景時期，上層統治着也開始注重各家學說的發展，儒家學說開始逐漸恢復，景帝末期任用文翁爲蜀郡太守，建立郡國國學，儒家學術正式登上漢家歷史舞臺。然而上層統治者中絕大多數均爲軍功出身，他們或爲六國後裔，或爲漢初軍功將領的後裔，普遍天然傾向於“黃老之術”。這些人此時佔據着社會上層制度的決策主導權，他們決不允許庶人階層的崛起，影響他們的利益，因此文景時期依然只能是“黃老之術”的主流天下，而這也是“黃老之術”稱霸漢初七十年的根本原因。這一時期，儒家學術雖也得到君王的關注，但也只能侷限於學術層面，他們的內心雖然也欣賞儒家，但是卻不得不妥協與王朝內部的根本利益，因此在此前提下而儒家的生存依然十分艱難，他們雖然看到了曙光，卻依然只能等待時機，隱匿前行。
二、“黃老之術”國策下的文景時期的社會
“文景之治”是西漢初年文帝、景帝採取的黃老之術，實施“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等政策，使得漢初的社會經濟急劇增強、國力強大、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盛世的治世策略。
文帝即位之初，國家內部剛剛平定諸呂之亂，外部匈奴騎兵不斷南下襲擾，人民社會生活物資匱乏，基於以上背景，擺在帝國統治者面前的第一要務自然是社會穩定，文帝從稅收、教化、基層治理等三個方面入手逐步解決了帝國階層的利益衝突，緩解了社會矛盾。
土地稅賦是封建社會統治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秦末社會凋敝，人口由於戰亂、疾病和飢餓等因素急劇減少，帝國郡縣內大量土地荒蕪，稅賦來源減少。高祖面對問題迅速決定實行十五稅一的政策，豁免百姓徭役，讓士卒迴歸鄉里，從而基本滿足了社會底層大衆安定生產的環境，提高他們從事農業耕種的積極性，初步實現了社會經濟的復甦。
文帝即位之初，社會經濟雖然有所發展然而還是十分積弱，因此他決定暫時放棄君主和郡國內部的矛盾，認爲秦時期的郡縣制不利於帝國統治轉而實行封國郡縣制，彌合了統治階層內部的裂隙，使得他有更多時間去思考中央對於社會的穩定和治理。然而文帝時期各地的劉氏皇族子弟雖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卻也已發展成爲影響皇權統治的一股新的強大力量。爲了帝國的統一和發展，文帝只能在平衡統治階層利益的局面下繼而謀求國力的根本改變。他在高祖的稅制基礎上繼續減免國家稅賦，分別在文帝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分別繼續減輕農民田稅，最低時達到三十稅一，徭役變爲三年一徵，這一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擴大了農業生產的規模和土地的開墾，各地官倉的糧食日漸豐盈。
土地賦稅來源問題解決的同時，文帝出臺相應的農業政策。各地基層設置三老和里長，鼓勵他們實施國家的勸課農桑的基本國策，給與他們豐厚的賞賜，加強大漢對於最底層民衆的聯繫和控制。在豐富廣大底層農民的物質需求的同時，緩解他們與社會上層的對立矛盾，將他們的目光從思想轉向經濟富足方向，鼓勵他們在現有富足土地的基礎上開墾荒廢的土地，國家荒廢的土地得到極大的利用，他們不但可以獲得自己的勞動還能得到統治者的額外補貼，更多地勞動力開始迴歸天地，他們願意將更多的時間花費在土地上，人民物質慾望極大滿足，國家政策開始深入人心。
黃老之術的推行使得帝國內部各階層得以在帝國穩定的前提下自由發展，社會各階層的活動空前活躍，大臣積極建言，敢於作爲，這些組成了社會發展的極爲重要的士人的解放，促使他們在各個領域發揮極爲重要的作用。他們在推行帝國輕徭薄賦的國策下，一邊注重保護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邊也打擊一些對於危害統治的政策。抑制六國以來聚集在各地的豪強勢力，打擊土地兼併維護社會公平。
景帝時期，繼續延續文帝政策，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國庫充盈，然而郡國並行的治國制度已然威脅中央集權，儘管社會經濟發展良好，然而面對龐大的郡國勢力，漢景帝在不觸動社會根本的前提下，迅速團結各階層利益平定七國之亂，國家財政和高祖時期相比，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
相比文帝時期，景帝對於帝國內部的豪強開始採取較爲激烈的強力措施，這一時期的除了遷豪傑於京師附近，同時注重良吏和酷吏的任用，此時的中央集權制度日趨走向成熟，七國之亂的平定使得中央對於郡國的控制大大的加強。此刻的景帝更加註重社會經濟的均衡發展，他聽從晁錯的“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建議，使得重農抑商政策得到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富人階層把剩餘財富投入到農業中去，國家賴以生存的糧食和人力快速積聚，文景二帝的富國政策的貫徹執行也順利深入底層民衆，社會穩定自然而然也就順利實現。同時，景帝時期，隨着國家安定局面的逐漸形成，他開始重視百姓的德化教育，引導百姓向善的方向發展，從而減少了社會不和諧因素的誕生，這對於休養生息政策的弊端也是起到了極大地抑制作用，也是七國之亂時，儘管郡國藩王勢力來勢洶洶，但底層民衆依然堅定的站在了中央集權的這一面，他們源源不斷的提供各種物力和民望支持，從而堅定了景帝的信心，大大縮小了景帝平叛的難度。
文景時期的社會基礎從動盪到穩定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決定了上層君王只能將主要盡力放在發展經濟層面，文化方面最好的策略自然是“黃老之言”，儒家學派雖然得到文帝和景帝的重視，底層的儒士通過選拔和舉薦陸續進入朝堂，然而上層強大的利益集團依然是高祖時期的關東地主階層，無爲而治自然適合這一社會主要力量的利益，面對北方強大的匈奴，帝國最高決策者自然只能依賴這一利益集團維護帝國政權的穩定。
三、歷史縫隙中儒家身影
西漢初年，天下初定，跟隨高祖起家的從龍之臣大多行伍出身，它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開國丞相蕭何也僅僅是縣中的一名小吏。雖然統治階層治國國策上採用了“黃老之術”，然而儒家卻也在縫隙中逐漸發芽，不過在廟堂上的身影也僅僅侷限於虛僞的禮制方面，純粹主張儒術的大儒只能在地方發展學術，但也出現一批鳳毛麟角的治世之才，這其中尤爲可述的當屬陸賈和賈誼二人。
西漢初期，羣臣上朝仍然沿用起義時的傳統，朝堂議政混亂無序，山東大儒叔孫通抓住時機，立刻向高祖建議，在前代禮制的基礎上創造出適合漢初統治者需求的禮儀規範，極大地規範了朝堂的廷議秩序，加強了君主的權威，這一制度的實行令高祖龍顏大悅，儒家在天子心中留下積極印象。
同一時期儒生陸賈兼採儒、道、法、陰陽各家思想，雖然他是入世出身，然而想要在道術佔主流的漢初社會得到君王重用，也不得的不將其思想融入道家和法家主張中才可以實施。作爲漢朝第一位提出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雖然他時常在高祖面前提說《詩經》和《尚書》等儒家經典，陸賈據此著述《新語》，對於漢初儒家的學術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成爲先秦儒學向漢代儒學發展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高祖對於儒家的深切痛惡，常常和他引發爭論，雖然最後高祖讓他著書論述秦國失鹿的教訓，然而內心還是並不把他的建議十分看重，面對社會現實陸賈也不得不提出“行仁義、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爲而治”的思想策略，以獲取權力平臺實現自己的抱負，開啓了漢代儒學的重構，對於武帝時期的儒家獨尊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實現了漢代儒學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文帝時期，社會經濟得以快速發展，文化也日益受到君王重視，賈誼也因此在漢初的歷史舞臺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陸賈的功成名就，爲儒家後輩留下了偉岸的背影，賈誼在羨慕陸賈的同時，也想成爲皇帝的庭前重臣。師從漢初大儒張蒼的賈誼，出場可謂華麗。作爲荀子門生的張蒼漢初爲高祖時期的御史大夫，文帝時爲丞相。有這樣的老師和社會背景，少年聞名的賈誼很快引起文帝的重視被任命爲博士。
而然少年輕狂的他本以爲自此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卻未想到剛剛說出自己的主張，便受到太尉周勃和大將軍灌嬰的鄙視和排擠，很快便遠離中央成爲長沙王太傅，儘管三年後在此起復，然依然未得到重用，看重他的樑王墜馬而亡，而他的生命也因抑鬱而終，雖然他有經世之才奈何生不逢時，不是沒有伯樂，然也只能將他的主張在政論文和辭賦中憤而表達，不過作爲漢初繼承前代的第二位儒家大儒，賈誼的思想更加激進，或許也因此，雖然君王欣賞他的才學，但他不懂得審時度勢以至於遭到了王朝大多數人的嫉妒和反對，他創造了一整套全新的儒家禮儀規範，完全摒棄了“黃老之術”的帝國統治策略，雖然不符合當時大多數人的觀念，但卻對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供了基本思路範本。
他們二人的出現不時偶然的，其歷史的發展規律自然隱藏在社會現實的改變之中，漢初前70年間社會經濟逐步恢復和發展，使得上層階層逐漸騰出手來理清集團內部的利益衝突，隨着郡國制發展，王侯、豪強日益成爲帝國新的威脅，甚至影響到君王中央集權的權威，這時候儒家治世思想的介入則成爲君王治國謀略的備胎，然而根深蒂固的階層利益畢竟牽連甚廣，稍有不慎，滿盤皆輸，因此這一時期儒家雖然也有高光時刻，但卻也只能作爲文化層面的建言獻策，更多的淪爲府庫中的建言奏章而已，但是這時候的儒家萌芽經歷了文景二世的強大社會財富積澱，開始向着王朝中央的權力中樞盤旋而去。
西漢初期的“黃老之術”的實行，是基於西漢統治者本身的道家屬性和他們基於秦皇一世而亡的失國教訓，審時度勢之後實施的迎合百姓人心思定思潮的正確國策。它的實施使得漢初的百姓生活迅速安定，國家政權迅速穩定，國力迅速增長，推動了中國封建王朝第一個治世時代的出現，也爲漢武帝大一統時期的國力爆發奠定了基礎。漢初強大的帝國統治集團的自然屬性也決定了漢初“黃老之術”必將盛行於世。隨着社會矛盾的轉移，統治階層自身利益的矛盾衝突也變爲了社會的主要矛盾，這種轉變促使了儒家思想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些變化統一於文景時期的社會實踐的隱形轉變，這一時期也是漢代逐步從春秋以來的貴族社會向郎吏社會的轉變的重要時期，文景之治也使得春秋時期的儒家學說在這一時期做出新的改變，也加速了貴族社會向士人社會這一歷史轉變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