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時期之後的大變革時期，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這篇文章，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引用《大秦帝國》中的一句話“大爭之世，列國伐交頻頻，強則強，弱則亡”，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大多集中於戰國，主要原因便是各國“伐交頻頻”，有爲之君主都希望通過變法圖強，而根源則是由於生產關係和社會形態的發展，舊的制度已經無法滿足國家的發展需要，因此需要通過變法來實行變革，從而達到“圖強”的目的。
魏國李俚變法：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和階級關係變化
進入戰國以後，魏國成爲了率先變法的那個國家，而促使其變法的根源便是“土地私有制的出現和階級關係變化”，爲了適應發展，促使國家變強，變革勢在必行。
在舊的宗法制度下，土地大多掌握在貴族手中，而魏國的河東土地上擁有鹽鐵，井田制度被淘汰之後，鹽鐵便成爲了極爲重要的戰略和經濟資源，爲了確保國家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必須推行土地私有制，達到“多豪傑侵奪”和“好分生”的目的，使得“務盡地利”，從而實現“強匡天下，威行四鄰”。
因此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後，他先後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爲相，樂羊爲將，吳起爲西河郡守，這標誌着過去“任人唯親”的世卿制度開始被“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所取代，也標誌着宗法貴族制度的逐漸消亡，也就此解開了戰國時期招賢納士之風的形成。
李俚的“務盡地利”主要有兩項內容：一是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私有買賣。同時估算國家土地產量，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二是按照土地的貧瘠標準，重新劃分土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 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於此同時，李俚還配套的改善了魏國法律和吏治，出臺了《法經》，取消了貴族世襲。在此基礎上，又建立“武卒”制，提升國家軍力。
楚國吳起變法：舊制度嚴重製約國家發展
楚國在戰國初期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廣人稀，楚國雖受宗法影響較少，但舊的貴族統治卻根深地主，正所謂“大巨太重，封君太衆”，他們“上逼主”、“下虐民”，導致“貧國弱兵”。自春秋末期以來先後兩次被三晉打敗，楚悼王在這種情況下，便啓用吳起爲令尹，主持變法。
針對楚國積貧積弱的原因，吳起認爲造成楚國地廣人稀的根源，便在於舊貴族將人民集中在自己封地，導致部分地區地少人多、顯得擁擠，但放在整個楚國卻形成了地廣人稀的特點。
針對這個弊端，吳起主要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限制舊貴族，改變世襲的分封制，主張對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二是改良官制，削減官吏的祿序，精減裁汰“無能”、“無用”和“不急之官” 。
吳起的改革大大改善了楚國的官場歪風，消除了舊貴族制度對楚國發展的制約，這時期的楚國開始逐漸強盛起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郤三晉，西伐秦”，成了南方的一個強國。
可惜吳起的變法遭到了舊貴族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在楚悼王去世之後，貴族反撲，吳起被殺，變法就此被廢，不過吳起臨死之前的舉動，卻導致在楚肅王即位後，“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舊貴族的勢力還是遭到了極大的削弱。
齊國鄒忌改革：吏治混亂使齊國的經濟強大無法轉變爲國力強大
春秋時期，齊國在歷經“管仲”改革之後，已經在實質上承認了私人對土地的所有權，極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這位齊國的強大奠定了物質基礎。管仲改革後的齊國，雖然經濟極爲強勁，但卻始終沒有獲得國力上的飛昇，反而使得奢靡之風漸起。
鄒忌認爲齊國之所以無法將經濟的強大轉化爲國力的強大，主要便在於吏治的混亂，因此在齊威王即位之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就此拉開了鄒忌變法的序幕。
鄒忌爲相後，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謹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執行了順從國君行事，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鄒忌推行的改革，“謹擇君子”使得齊威王懂得了“任人唯賢”，而“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又加強了對官員監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齊國的吏治風氣。不過齊國的此次變法並不深徹，這也是齊國短暫崛起後又後續乏力的主要原因。
秦國商鞅變法：基礎薄弱導致國力極弱
秦國是一個文化和發展都相對滯後的國家，與楚國一樣，同樣是個受宗法影響較小的國家，因而秦楚兩國也被中原列國稱之爲“蠻夷”。在其他諸侯國已經相繼繁榮起來的同時，秦國卻依然是個典型的農戰國家，在奴隸式的貴族統治下，基礎薄弱導致了秦國發展的舉步維艱。正所謂“破而後立”，正因爲秦國基礎薄弱，反而使得這個“破”更加容易，也更加沒有後顧之憂，反而促使了其更爲徹底的變法。
商鞅的變法幾乎是摧毀了秦國原有的一切統治基礎，使其變成一片空白，然後再從零開始，建立了一套更適合戰國時期的“耕戰”國策。其他諸侯國基礎要比秦國好，但卻也造成了他們無法“破”或無法承擔“破”的後果，這也是他們無法進行深徹變法的根源所在，真不知道這是幸還是不幸。
商鞅變法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公元前356年開始，通過改善“秦律”、獎勵耕織、削弱公族勢力、重建社會階級等方式，加強了君主對人民的統治，發展了農業生產，削弱了公族特權，加強了國君集權。此階段屬於“破”的階段，打破了秦國原有的統治模式，主要是通過加強君主集權，爲此後深徹變法打下基礎。第二階段從公元前350年開始，通過加強封建統治、推行度量衡統一、推行郡縣制、開阡陌、遷都等方式，爲秦國建立了一套新的、更爲先進的統治模式。此階段屬於“立”的階段，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強化了秦國的統治力量，爲秦國此後的飛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