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220年-280年)是中國歷史上位於漢朝之後，晉朝之前的一段歷史時期。這一個時期，先後出現了曹魏、蜀漢、東吳三個主要政權。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諸葛亮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在後漢時期，成爲或具有成爲權臣能力的人一共有6位，分別是何進、董卓、袁紹、曹操、諸葛亮和司馬懿。
在這6個人中，除了曹操之外，其餘5人具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士族抱有極大的依賴。
自漢武帝以來，外戚的勢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皇帝們賴以統治國家的重要支柱性力量--軍隊往往掌握在外戚手中。
我們翻開漢代史書就會發現，自漢武帝時期開始到東漢末年，漢朝歷屆的大將軍幾乎都是由外戚擔任。
所謂是“尾大不掉”。當本來被自己依靠的勢力反而成爲自己威脅的時候，漢朝統治者們就開始扶植另一股力量，這就是文官集團。
文官集團雖然沒有刀槍，可是卻有一張“利口”，只要是你打我，我就罵你。
漢朝的入仕制度很“奇葩”，想要當官不是通過考試，而是舉“孝廉”。
雖然漢朝對舉薦人的管理很嚴格，如果出現舉薦失誤，則舉薦人要負連帶責任。但由於漢朝官場腐朽，這個制度早已經名存實亡。
因而，文官集團在“孝廉”制度的推波助瀾下，勢力越發龐大，就形成了黨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則成爲了士族的領袖，具有“一言定生死”的能量。
尤其是到了漢朝末年，以許邵、許靖爲代表的一批人大搞所謂“月旦評”，得其好評者，一日之間可以躍登龍門;得其惡評者，一夜之間可以身敗名裂，民間乃至於官方的輿論已經完全被這批人把持。
何進爲何要召諸侯進京剿滅十常侍?
何進是漢朝的末代外戚大將軍。
史書上對何進的評價不高，原因是他把本來可以用一個獄吏就能解決的問題嚴重複雜化了，召集各路諸侯進京誅殺十常侍。
沒想到局面失控，自己被殺不說，還把本來就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漢朝推到了“生死路口”。
何進雖然是屠戶出身，但這並不意味着他沒有政治智慧，他能夠坐上大將軍的位子並非全靠僥倖。
他之所以要召集天下豪強和諸侯們到洛陽有兩個目的：
其一、擺脫漢靈帝任命的西園八校尉之首，上軍校尉蹇碩的控制。
其二、擺脫以袁紹等人爲首的士族的控制。
漢靈帝任命的西園八校尉中，除了宦官集團的人就是士族集團的人，就是沒有外戚集團的人。自己雖然是大將軍，但還要聽從蹇碩的命令。究其原因，還是自己手下沒有得力的班底。
因而，何進才召集全國豪強到洛陽，名義上是要打黃巾軍，實際上是爲了增加自己的實力。如丁原、張遼、劉備等人就是在這個時期加入到何進的外戚集團。
可沒想到，何進卻失手了，被發現他有另樹一幟企圖的宦官集團搶先出手殺了。
何進突然死亡，令袁紹、袁術等一批士族集團的精英人物猝不及防。
袁紹等人雖然和何進走得近，但由於士族集團和外戚集團具有先天的對立特徵，他們之間是無法做到真正成爲一家人的。
袁紹等人之前之所以推崇何進，是不希望把士族集團和宦官集團之間的矛盾暴露得過早，或者說，士族集團不希望與宦官集團之間的衝突過早發生。因而，何進代表的外戚集團就作爲一個“矛頭”被推到了前臺。
關於這一點，曹操看得很清楚，於是纔會發出 “但付一獄吏足矣”的感慨。
袁紹等人難道看不出?其實，哪裏是看不出啊!袁紹等人就是想利用何進代表的外戚集團與宦官集團打個兩敗俱傷，好讓士族集團“漁翁得利”。
何進死後，應召進京的董卓抓住了機會，第一個進入了洛陽。
董卓這個人看似魯莽，但絕非草莽，政治智慧一點也不低。
董卓是西涼豪族，而非士族，這就意味着他在洛陽註定吃不開。爲此，董卓進洛陽後就開始準備轉換身份，把自己變爲外戚。
公元189年，董卓以漢少帝在十常侍之亂中表現得不好爲理由，廢黜了漢少帝劉辯，改立陳留王劉協爲帝。
其實，所謂的漢少帝無“人君之像”等理由都很牽強，董卓真正的原因是：撫養劉協長大的董太后姓“董”。
董太后是河間人，董卓是臨洮人，雖然都姓董，卻毫無血緣關係。董卓進京後，立即與董太后接上了關係，聲稱自己和董太后是同族。如此一來，他就可以憑藉擁立漢獻帝之功和董太后親屬的關係當上外戚大將軍。
董卓的如意算盤令士族集團惱怒不已。眼看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在十常侍之亂中同歸於盡，士族集團即將把持朝政之時，卻被突然殺出的董卓撿了一個現成，這讓士族集團情何以堪?這纔有了袁紹的“天下健兒，豈唯董公”。
袁紹分裂漢朝的圖謀在“討董卓”之役中暴露
董卓並非不知道士族集團的能量，也知道應該給士族集團留出一些位置。如：任命袁紹爲渤海太守、韓馥爲冀州牧、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邈爲陳留太守、張諮爲南陽太守等。
但董卓做出的姿態卻滿足不了士族集團的“胃口”，他們要的不僅是區區幾個太守、州牧的位置，他們要的是把持漢朝。
於是，一場所謂的“十八路諸侯討董卓”的大戰爆發了。
這場戰爭的本質並非是恢復漢室，僅是袁紹爲了進一步拉攏士族的一個舉措。袁紹是想通過這次戰役來看清哪一些人忠心漢室，哪一些人忠心自己。因爲，他早就開始展開另立漢室的準備工作了。
不然，他豈會不參加這場聲勢浩大的“討董卓”之戰?
幸虧劉虞的頭腦比較清醒，不願意做袁紹的傀儡，袁紹想要分裂漢朝的陰謀才未得逞。
不過，這次鬧劇般的“十八路諸侯討董卓”卻讓曹操認清了袁紹的真面目。從此，袁紹的小弟曹操離開了袁紹，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曹操對士族的態度是先利用，後拋棄
曹操的身世背景比較複雜。
按照出身來看，曹操應該屬於宦官集團，可要從他站隊的角度來看，又屬於士族集團。
在西園八校尉中，只有曹操的立場比較飄忽，出身宦官集團，又和袁紹走得比較近;參與了誅殺宦官集團的軍事行動，又與董卓走得比較近，可謂是在幾個派系中都能說得上話的人物。
具有這種特點的人往往在得到大家一致好評的同時，又都不被各派系所信任。因而，曹操在逃出洛陽之前就處於這麼一種比較尷尬的局面。
“討董卓”失敗後，曹操無處容身，幸好在此時遇到了陳宮。
陳宮對曹操的貢獻是在曹操無處容身之際，甘願作“保人”讓東郡士族接納了曹操。
當然，曹操也付出了代價。雖然史書中沒有明說，但不出意外的應該是，曹操要任用東郡士族來管理東郡。
如果士族出身的官員具有管理能力，那自然沒有二話。可漢朝的“孝廉”制度到了末期，已經到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地步。如果任用這樣一批人來施政，結果可想而知。
但曹操也沒有辦法，爲了得到東郡這塊地盤，他只得妥協。
可當曹操在東郡站穩腳跟之後，就變成了另外一副面孔，開始裁撤東郡士族出身的官員，這就引起了東郡士族們的反抗。
處於擔保人角色的陳宮在此時是尷尬的。
一面是他力排衆議，甘願作保人邀請到東郡的曹操，另一面是東郡的士族給他施加的壓力，陳宮究竟該如何抉擇?
公元192年，兗州士族的代表人物邊讓被曹操所殺。
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意味着曹操和兗州士族徹底決裂。陳宮再也無法維護曹操了。如果此時陳宮仍然維護曹操，那他將失去東郡士族的支持，甚至會被士族唾棄。
公元194年，陳宮與陳留太守張邈、張邈之弟張超、從事中郎許汜及王楷等同謀，趁着曹操攻打徐州的機會，聯合呂布襲取了兗州。
兗州幾個郡同時起兵反對曹操，僅有鄄城、範城、東阿這三座縣城尚屬曹操領地。
由此可見，東漢末年士族的力量有多大。當他支持你的時候，你就可以當上郡守、州牧;反之，他就把你推翻。
曹操把漢獻帝接到許都之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士族的追捧，像孔融這種大儒也紛紛前來投奔。可時間一長，這批人就發現，事情的發展已經脫離了他們的控制，曹操所依靠的並不是他們這些士族，而是被他們一貫看不起的“無行”之人和地方豪強。
漢朝的用人標準是隻要德行好，才能不重要，這就讓大量的憑藉關係和手段騙取美名的人進入了官場。
而曹操的用人標準在《求賢令》中已經明確無誤地告訴世人：
“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纔是舉，吾得而用之。”
意思就是說，士族嘴中的所謂“德行”在我這裏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你有沒有才能。
在亂世中，或者說在創業階段，對人的品德要求不要太高，不然就會流失人才。而在事業穩定期的時候，這批人就應該適當淘汰，不然就會影響事業做大做強。
在這一點來看，曹操不僅是一位軍事家，還是一位合格的企業管理者。
在軍事上，曹操依靠的並非是各路軍閥，而是地方豪強。
像夏侯惇、夏侯淵、曹仁和曹洪兄弟，後來加入曹操陣營的樂進、李典、李通、毛玠、許褚等人也都是豪強。
這批人有人、有錢、有糧，就是沒有社會地位，在講究門第出身的漢朝是無法晉身高層的，這就爲不以德行和出身門第爲用人標準的曹操帶來了人才大“豐收”。
因而，縱觀三國之世，人才之盛，莫過於曹魏。
在後漢三國時期，僅有曹操這一支勢力不完全倚重士族。
諸葛亮爲何投靠了劉備，而非曹操?
其實，這個答案在上文中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曹操不倚重士族，而諸葛亮恰好是士族中的精英人物，他周邊能夠利用的資源也都是士族。試問，這種人曹操能重用嗎?或者說，諸葛亮會去投奔對士族抱有惡感的曹操嗎?
劉備在得到諸葛亮之前，“孤窮”兩個字就能夠概括他的前半生。
所謂“孤窮”，並不是說劉備窮的沒錢花，而是沒有任何士族願意幫他。
劉備雖然有一塊漢室宗親的牌子，但在漢末，這塊牌子的用處其實並不大，充其量能夠在劉備勢力大的時候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絕無“雪中送炭”的功能。
劉備“瘋狂”地想要獲得士族的認可與支持，可卻無人理睬。
黃巾軍攻打北海的時候，孔融派太史慈請劉備出兵相助，把劉備激動的：
“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
讓劉備去賣命，都能把劉備激動成這個樣子。由此可見，劉備是多麼想要獲得士族的認可啊!
劉備得到徐州後，覺得自己可以大展身手了。可沒承想，他在意的兩個士族代表人物陳登和陳羣卻都被曹操給搶走了。
其中的潛在含義是：我雖然不重用士族，但也不能把他們留給劉備。在曹操看來，這就是隱患。
因此，本來被劉備任命爲豫州別駕的陳羣被曹操以漢獻帝的名義徵召爲司空西曹掾屬;爲劉備立下“汗馬功勞”，又願意和劉備一起打天下的陳登被任命爲廣陵太守，都離開了劉備。
在曹操的打擊下，劉備的事業剛有起色就遭到了“滅頂之災”。
一直到了諸葛亮出山，劉備的事業發展纔算是邁上了“快車道”。
諸葛亮，漢朝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出身老牌士族家庭。
黃巾之亂時，諸葛氏家族決定南遷避禍。由於天下大勢尚不明朗，諸葛家族就決定把族人一分爲三：一部分人留在老家守護祖宗墳墓;一部分人由諸葛瑾帶領到江東投奔孫策，另一部分人在諸葛亮叔叔諸葛玄的帶領下先投袁術、後投劉表，在荊州安了家。這種做法在漢末很正常，是保全家族的慣例。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諸葛亮的家族關係。
諸葛亮的大姐嫁給了荊州第一大姓蒯家的蒯祺;二姐嫁給了荊州另一大姓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龐統就是出自這個家族);諸葛亮自己娶了荊州第三大姓江夏黃氏黃承彥(黃承彥是劉表的連襟)的女兒;弟弟諸葛均娶了林氏，無一不是荊州大姓。
由此可見，諸葛亮家族通過聯姻，把荊州的幾個主要大姓劉氏、蒯氏、蔡氏、黃氏、龐氏、林氏全部連在了一起。劉備得到了諸葛亮，就意味着把荊州士族全部納入到自己彀中。
因此，別說“三顧茅廬”了，就是再去三次也合算。
諸葛亮投奔劉備，所考慮的事情其實和劉備差不多。雄踞北方的曹操雖然勢大，但卻對士族集團採取了邊緣化的政策，就算自己去投奔，又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呢?
因此，除非諸葛亮不想出山，要想出山，理想的對象也只有劉備了。
一個想利用士族集團爲己所用，一個想憑藉士族集團的力量一展抱負，二人的組合堪稱完美。
劉備得到益州後，同樣面臨着該怎樣使用士族的問題。
劉備集團內部共有5大派系：元老派、荊州派、益州本土派、東州派和外戚派。
元老派就不用說了，他們絕大部分人年事已高，在政權中大多擔任“吉祥物”般的職務(軍方除外)。
荊州派已經全面掌握了蜀漢政權，荊州士族遍佈蜀漢集團的中下層，甚至有些都進入了高層。
益州本土派被分派到了南中擔任庲降都督;東州派委以鎮守白帝城和上庸的重任;外戚派吳懿被任命爲北部督(遙領);荊州派則被委以江州(今重慶)都督重任。
由此可見，劉備和諸葛亮採取的是重用士族、邊緣化外戚的策略。
對於手中沒有實力的士族，劉備也沒有忽視。像許靖，就在劉備自立爲漢中王的時候，擔任了領銜上表的重任。
許靖雖然沒有過人的能力，但身份很“嚇人”，是漢末著名的“月旦評”首席評論員許邵的哥哥。
獲得了許靖的支持，就意味着在輿論上獲得了士族的支持。
可以這麼說，劉備在荊州和益州能夠快速站穩腳跟，跟士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當然，讓士族提供支持，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荊州和益州的官員絕大部分都由兩地的士族擔任。
司馬懿的“上位”仍然離不開士族的支持
司馬懿和諸葛亮一樣，都出自於中等士族家庭。
可司馬懿所處的環境卻無法與諸葛亮相比，要是他也像諸葛亮那樣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大搞家族聯姻，恐怕早就被曹操給“咔嚓”了。
爲此，司馬懿採取的策略就是“忍”。
可是赤壁之戰後，司馬懿再也忍不下去了。
如果曹操在赤壁之戰獲勝，司馬懿繼續“忍”下去沒有問題。可是，曹操戰敗了。
在這種局勢下，繼續裝瘋賣傻不肯出仕就是和曹操對着幹。曹操沒戰敗時，可以大度容忍他。可在戰敗後，正是需要統一內部思想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時期，誰敢不配合曹操就意味着反抗。以曹操的個性，等待着他的除了刀槍，還是刀槍。
司馬懿選擇效忠的對象並不是曹操，而是曹丕。司馬懿的邏輯是，效忠曹丕就是效忠曹操。曹操明知道司馬懿在“耍滑頭”，可卻無法處罰他。
由於曹操幾十年如一日的持續打壓，漢朝在北方的大士族已經消滅殆盡。荀彧--這位在北方碩果僅存的大士族代表人物死後，北方的士族已經不能夠形成一個集團了，把持曹魏政權的是新興的軍功貴族。
在曹丕爭奪世子之位岌岌可危之時，司馬懿聯合陳羣堅定地站在曹丕身邊，把曹丕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曹丕給他們的回報就是在繼位後重用士族。
可沒料想，曹丕繼位後，雖然履行了諾言開始重用士族，但卻把士族領袖司馬懿明升暗降，變成了一個“吉祥物”。司馬懿開始了第二輪的“忍”。
曹丕的軍事才能雖然不及曹操，但要論耍陰謀詭計，還要超過曹操。司馬懿“借屍還魂”之計豈能瞞得過他?
可曹丕的陰謀詭計搞多了，勢必影響到了他的壽命，於繼位6年後死去。這就給了司馬懿第二次機會。
曹叡即位後，開始重新啓用司馬懿。可是，曹魏政權的軍功貴族們卻早已經失去了他們先輩們的聰明睿智，竟把司馬懿放逐到了西北雍涼去領兵。
所謂是“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司馬懿身邊不缺少有文化的人，缺少的就是軍隊，把司馬懿放逐到西北，正好給了司馬懿抓兵權的機會。
武將們面對自己的統帥一次次被打壓;士族們看到自己的領袖一次次爲了維護他們的利益被解職，向心力開始凝聚。
司馬懿每被打壓一次，凝聚力就增加三分。到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爆發了，他利用曹魏皇族們到高平陵祭祖的機會，一舉翻牌。
“高平陵事件”後，已經消沉了幾十年的士族不僅翻了身，而且做了主人，從此開啓了幾百年的士族與皇族共同治理天下的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