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不尊重老師會有怎樣的後果?感興趣的讀者和本站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大唐，長安。
夜幕臨近，城樓上的甲士敲響了街鼓，喧鬧了一天的城市開始進入宵禁狀態。
城中的遊人行色匆匆，不敢多做停留，他們需要在甲士敲響八百聲鼓之後，城門、坊門應聲關閉之前趕回家中，否則，在大唐森嚴的律法下，一旦遇到巡邏的街使，就會被冠上“犯夜”的罪名，不得不承受鞭笞二十的懲罰，那也太冤枉了。
倘若運氣不好，遇到的街使恰好在上班前和家人吵過架，又或者被上司訓斥過，那麼自己很有可能會被這些心裏堵着氣的街使們，以“犯夜”不服管教爲由就地格殺，如果是這樣丟了性命，那比鞭笞二十還要冤枉，死了都沒有地方申冤去。
畢竟事關帝都治安，不是鬧着玩的。
暮鼓聲悠遠，行人已經稀稀疏疏，空氣中泛起了一股股輕渺的水霧，一位騎着毛驢的老人晃晃悠悠地出現在大街上。
他身着紫色官袍，腰挎佩劍，左手牽着繮繩，右手拿着葫蘆，仰着頭，葫蘆中的酒咕咚咕咚入喉，暢快淋漓，偶爾有酒液飛濺在三尺美髯上，他也毫不在意。
在這老人的身後，務本坊的坊門正緩緩關閉。
不錯，這老者不是別人，他正是受人尊敬的大唐最高學府的掌舵人，國子監祭酒，授爵“北平縣伯”的陽嶠。
老先生的家其實和務本坊相隔並不遠，按照毛驢的腳程，他是完全可以在暮鼓聲停止前回到家中的，這也是他爲什麼騎着毛驢喝着酒，不緊不慢地往家趕。
只是這一次他遇到了麻煩，在半路上被一羣蒙面人給圍住了，進不得，退不得，本已有些微醉的他猛然間驚醒了。
騎毛驢的唐朝人
“你們是什麼人?竟敢當街阻攔朝廷命官，不要命了嗎?”
陽老先生剛喊出一句自保的話，還沒來得及拔出掛在腰間的劍，這羣蒙面人便一擁而上，他們根本不講武德，絲毫不顧及老先生的身份，更無視周邊偷看熱鬧的百姓，硬是將老先生拽下驢背，狠狠地摔在地上，對他一頓拳打腳踢之後，一鬨而散。
而急促趕來的街使更是手足無措，他們沒有抓到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對着老先生點頭哈腰，有暴徒膽敢當街襲擊毆打朝廷命官，而且毆打的還是一位儒學長者，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恐怕已經觸犯大唐律法的刑事案件了。
作爲長安城中的治安管理者，街使不敢隱瞞這起惡劣的治安事件，很快，陽嶠被人當街毆打的消息隨着暮鼓的響聲傳遍了整個長安城，鬧得沸沸揚揚，就連深居大明宮中的皇帝李隆基也知道了。
天子震怒之下，大理寺、刑部、御史中丞、金吾衛、左右街使等相繼出動，到處搜捕毆打陽嶠的人，寧靜的長安城再次因此而沸騰了起來。
那麼，這羣權貴子弟爲什麼要當街毆打自己的老師呢?
原來，陽嶠是一位十分負責的大唐最高學府的校長。他認爲，學生既然已經進入國子監學習，就必須認真、嚴謹，對於整天逃課、荒廢學業，還影響其他人學習的學生是深惡痛絕的。
爲此，他立下了一條規矩，凡是不好好學習的，逃課的，影響他人的學生都要施以鞭打的懲罰。他的目的很簡單，要讓這些不學好的學生長長記性，不能辜負好時光。
但人畢竟是單獨的個體，如果學生不認可這種教育方式，加上又出自於權貴名門，一般來說，他們即使不做大唐的官，躺在家裏也是有吃有喝有錢拿，進國子監只是鍍金而已，讀書並不是主要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在國子監受到鞭打的權貴子弟，當然就會對陽嶠產生了報復心理。
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箠，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但李隆基卻不管這些，他認爲，學生膽敢毆打老師，毆打朝廷命官，這種行爲表面上看是熊孩子的叛逆，但實質就是這些權貴子弟無視上下尊卑，藐視朝廷法度，挑釁朝廷威嚴，必須得治。
故此，他一聲令下，凡是參與這次毆打陽嶠的人不管對錯，不聽辯白，全部杖殺。
用他的話說，平息輿論，以儆效尤!
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不得不說，李隆基面對這起學生毆打老師的社會事件，他的處置手段是非常殘酷的。
而他不給這些權貴子弟任何救贖的機會，其目的就在於，重新樹立忠君尊師的社會道德秩序，以鞏固大唐中樞權力機構的穩定，所以他必須要給陽嶠一個交代，給權貴打一次預防針。
陽嶠是什麼人?他是大唐立國以來，少數幾位在朝廷設置的“八科舉”中，應試八科都榜上有名的進士及第。
陽嶠“應八科舉及第”是在唐高宗儀鳳二年，這一年，他在科舉上大顯身手之後就一頭扎進了風雲變幻的大唐官場。
期間，陽嶠經歷了大唐權力中樞的多次動盪，如，武周代唐、神龍政變、韋后之亂、唐隆政變、先天政變等，但他無論是在地方爲官，還是在朝堂立身，一直以高尚的品德，豐富的學識著稱。
此人是大唐的國寶。
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故而，爲了有一個新的開始，李隆基於先天二年十二月(公元713年12月)改元“開元”，立志要恢復太宗、高宗以來的盛世之景，這也使得開元初年的大唐再次呈現出一片安寧、祥和之氣。
皇帝英明，朝臣精幹，政寬人和，大唐中樞恢復了正常，又一次進入萬國來朝的盛世時代。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張九齡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
在這種雄心之下，大唐君臣必須緊密合作，前提就是必須樹立社會倫理道德體系，社會秩序不能亂。
自漢武帝選擇董仲舒“以儒治國”的策略以來，不管儒學的內容怎麼變，但有一個本質是一直沒有變化的，那就是儒學確實是有利於治國之道的。
故而，以尊孔尊儒爲前提，穩定國內社會秩序，對外釋放大唐的霸氣，必要時動用武力解決口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重現貞觀之治的盛景，這是關鍵所在。
而以陽嶠的人生經歷和學識，讓他擔任國子監祭酒，並賜爵“北平縣伯”，正是大唐皇帝重視儒學、重視教育、重視社會穩定的旗幟，也是李隆基向天下釋放的信號，忠君尊師是天下人都必須要做到的日常行爲規範。
皇帝有這樣的心思，陽嶠又怎麼不懂?
負責任的陽老先生，本着爲皇帝分憂，爲國家輸才，爲百姓立德的信念，不顧自己的老臉，到處散發英雄貼，將分散在大唐各地的名儒或邀請至長安講學，或邀請到國子監來做老師，可以說是一心撲在大唐的高等教育事業上。
薦尹知章、範行恭、趙玄默等爲學官，皆稱名儒。---《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尊師重道
所以，這羣毆打陽嶠的國子監生被李隆基下旨誅殺，死得並不冤。
正是這次的天子之怒，使得大唐皇權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秩序得以鞏固，而也因爲重儒、尊師，更促使了大唐文化事業的發展邁向了頂峯，無論是國家館藏的古籍書卷數目，還是地方州縣的百姓私學大興，亦或者是詩歌、繪畫、音樂、雕刻等各方面的人才輩出，開元年間的大唐已經成爲世界文化輸出的中心，萬國朝拜和敬仰的所在。
這一切就得益於李隆基對老師的重視，對社會道德體系的堅守，開元盛世，名不虛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