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六扇門”，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
網劇《錦衣之下》中六扇門權柄極大，從抓捕羈押到審查辦案都在其職權範圍之內。但實際上，明朝並沒有存在一個正式名稱叫“六扇門”的衙門，劇情中的六扇門，其實是明朝龐大的刑獄體系機構的合稱。
明朝在京的刑獄衙門分爲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統稱三法司，此外，還有一個遊離於法律體系之外的錦衣衛。而爲何明朝的刑獄衙門會被稱爲“六扇門”?這與古代衙門爲了顯示威嚴、氣派有關。
衙門以門爲名，在這個建築羣裏，門戶的意義無需贅言。衙門中最重要的，是中軸線上的大門、儀門、宅門，每門各安兩扇黑漆門扇，合計六扇，所謂“衙門六扇開”就是如此，久而久之，人們對於三法司衙門就有了“六扇門”這個稱呼。
六扇門”：三法司的由來和發展
早在戰國時代的法律著作《商君書·定分》中，記載：“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這就是後世“三法司”之稱的來源，也是在律法刑獄體系中三權分立的早期體現。
明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組成的三法司，形成了以刑部爲主的審案流程，刑部代替了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審判業務。自洪武元年(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初置之時，就已具備了“掌天下刑名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的職能，“掌天下刑名”所指的，就是前代由大理寺所掌控的律法制度。
除此之外，刑部還有着“凡軍民、官吏及宗室、勳戚麗於法者，詰其辭，察其情僞，傅律例而比議其罪之輕重以請。詔獄必據爰書，不得逢迎上意。”的職責，同時“凡有殊旨、別敕、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爲令甲者，不得引比。凡死刑者，即決及秋後決，並三覆奏。凡大祭止刑。凡贖罪，視罪之輕重，斬、絞、雜犯、徒末減者，聽收贖。”
通俗來講，刑部在明初三法司中權力較大，從抓押緝捕走到定罪可以獨立完成。同時，刑部下轄十三個清吏司，均設正五品郎中一人、從五品員外郎一人、正六品主事二人，分別掌管十三省及兼管所分京府、直隸等衙門的刑名，從中央到地方總攬全國的刑罰之事。
而大理寺在明初則成爲慎刑機關，刑罰方面的權力小了不少，大理寺負責“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也就是主要管理對冤案、錯案的駁正以及平反。
都察院則是與六部處於平級的關係，設有正二品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各一人，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最高長官。
都察院除了主持都察院事務，提督十三道監察御史(即分佈於兩京一十三省)外，主要職責就是作爲“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應不公不情等事”，爲“天下耳目風紀詞”的調查報告機構存在，同時，都察院對於明代的學術研究和上書陳言則有糾劾的責任。
三法司的分立，除了可以對刑罰審判機關起到監督的作用之外，“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的權利，保障了一定的效率。而三法司”之間雖有一定的職權分離、相互牽制的特點，但有時還要合作一下，比如三司會審。
洪武十五年(1382年)，爲了更好處理牽涉重要官員的重大案件，保證司法的公平，朱元璋將定罪權從錦衣衛身上剝離，議定三法司聯合審理的流程，形成了明朝常見於史籍中的“三司會審”制度。
“三司會審”，在《明會典》中記載：“凡發審罪囚，有事情重大、執詞稱冤、不肯服辯者，具由大理寺奏請，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官，於京畿道問理。”
也就是說，當大理寺審判時遇到難以裁定或者是事件重大時，可以通過上疏皇帝，請求聯合刑部、都察院等聯合重新對案件進行調查、再審理。
這樣一來，原本刑部可以獨立完成的由緝捕到定罪的流程被打破，審案大權被分化，從而達到“權臣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的目的，防止在案件過程中出現各種徇的亂象。
被誤會的錦衣衛：緝捕刑罰是副業
在三法司之外，明朝司法機構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存在——錦衣衛。錦衣衛不同於三法司，他遊離於明朝的刑罰體系之外，而緝捕刑罰對於錦衣衛來說也只是副業。
錦衣衛的前身爲儀鸞司，作爲官署名稱早在後樑朱溫時期就已出現，作爲皇帝的貼身保鏢還有儀仗隊存在。而在明朝，朱元璋登基的四年前，也就是1364年，就已經作爲朱元璋的侍衛親軍設置，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明朝建立後，經過一系列的編制調整，洪武十五年(1382年)，儀鸞司作爲親軍都尉府的一個編制逆襲，取代了親軍都尉府的位置，成爲錦衣衛，品級從原來的正五品跳到了正三品，成立獨立官署，從此，錦衣衛成爲皇帝的親軍。
錦衣衛，全稱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是明朝軍事上的一級機構，與行政上的承宣布政使司、司法上的提刑按察使司同級。
嚴格來說，錦衣衛並不能算特務組織，而是一支軍隊。按理說，錦衣衛作爲軍事機構存在本應插手不了司法上的事，錦衣衛的主業是“掌天子儀仗”還有“侍衛君王”，有時候還要外派到邊境刺探軍情。值得一提的是，巔峯時期的錦衣衛下轄十七個衛所，有些錦衣衛還要去管軍屯，也就是負責衛所軍的種田。至於執行司法職能，作爲副業，權限也並非我們印象中的那麼大。
錦衣衛除了沒辦法隨便逮捕人，大部分時間裏，還沒有定罪的權力。
錦衣衛儘管作爲皇帝的親軍心腹，辦案還是要按程序來。比如說，錦衣衛出手抓人或者提審犯人時，需要“六扇門”中的刑部給事中的簽名。萬曆末年，錦衣衛官員駱思恭就曾上疏萬曆皇帝，由於刑部缺人手沒人給他們簽名，嚴重影響了錦衣衛的辦事效率。
嘉靖年間，在對錦衣衛的權限有所放寬之前，錦衣衛諸君的人生信條是能不管就不管，能不插手就不插手。錦衣衛經過繁雜的手續後，雖說還有審理的權力，但審理歸審理，判決怎麼樣錦衣衛說了可不算。
《萬曆問刑條例》中明確指出：“法司凡遇一應稱冤調問及東廠、錦衣衛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發落，毋拘成案。若明知冤枉不予辨理者，以故人入罪……”
這個意思是，錦衣衛審理的案件結果，放到“六扇門”也就是三法司手裏，是可以隨時被推翻的，判決的結果由三法司下達，即便到了明末屢興大案時，也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刑部和都察院按律例論罪，和錦衣衛的關係並不大。
權限不大也就算了，錦衣衛有時還要接受皇帝或者“六扇門”的命令出差公幹，前往地方審理案件，而且會在“六扇門”派出的隨行御史監視中，事情辦起來可不像影視作品裏那樣肆意。
終明一代，掌握國家司法，貫徹實行法律的始終是以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組成的“六扇門”，錦衣衛的司法權限不大且受掣肘，他們的主要精力，還是留給了皇帝的安全和出行儀仗。
這樣看來，中國古代的一些職業，被影視劇呈現出的神祕莫測、武力高強的氣質，更多是出於戲劇需要，其真實職能與權限與觀衆預期多少有些不符。不過也不必太較真，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姓名，都不是泛泛之輩，至於戲劇中的神化行爲，看着過癮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