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之議，又稱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霍光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其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爲《鹽鐵論》。
背景
有爲而治
西漢初期，政府奉行“行仁義、無爲而治”，雖然對商人有歧視性政策 ，卻對工商業很少干預，因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貨幣經濟也很發達。至文景兩朝，人民富裕，國家安定。武帝即位後，外有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內有建立大一統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謀劃藉助祖輩基業徹底解決帝國的長治久安問題。大興功業必然帶來財政的吃緊，因而至武帝中期，國家開始對經濟採取干預政策。
元朔年間，武帝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元狩六年(前117年)，爲應對財政危機，武帝任命孔僅和東郭咸陽爲大農丞，實施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並徹底壟斷鐵的專營。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爲治粟都尉，代理大農令，天漢元年(前100年)升爲大司農。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爲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與民休息
由於武帝獨奉行“有爲”，對外征伐不斷，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同時，武帝時期施行的經濟政策，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卻使一部分財富逐步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農民的負擔愈來愈重。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民衆多次起義。
徵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輪臺罪己詔》，指出“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恢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這預示着經濟干預政策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朝着減少干預放松管制的方向發展。
起因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詔近臣託孤，加封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與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輔佐幼主。昭帝即位後，有兩種不同的政策並行：一是以霍光爲首，主張推舉賢良、詢問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爲首，堅持再開屯田、增強國力，所謂“富國強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質相反，而且淵源極深，前者爲武帝末年政策的繼續，其意合於標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後者則是武帝中期的積極政策，以增強國家權力爲優先考慮，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武帝去世後，桑弘羊的理財政策並未隨之廢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營政策，由於國家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地主官僚、貴族和商賈，都對這些政策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和抵制。霍光掌權後，爲了緩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主張對國家壟斷的工商業稍微放鬆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則堅決主張嚴管，二人的經濟理念出現明顯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長公主與霍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爲子弟謀官也屢屢被霍光拒絕。於是，這幾股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試圖推翻霍光的輔臣地位。爲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行、進一步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開始醞釀鹽鐵會議，以使人們認識到這些理財措施的弊端和缺陷，並進一步從政治上打擊桑弘羊，爲壓制桑弘羊提供社會輿論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