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史》和《續通鑑長編》二書，瞭解了吳充這個人。宋神宗即位後，任用了敢於直言的吳充爲同知諫院，掌握言路。不久，王安石由翰林學士提拔爲參知政事，成了執政官，吳充便“引嫌解諫職，知審判院，權三司使”。
王安石提拔了，吳充爲什麼要避嫌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他們二人是兒女親家，王安石的長女就是吳充次子的妻子。
如果僅此也就罷了，熙寧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與王安石一起執政的陳昇之鬧情緒請病假，曾公亮以年老罷相，韓絳因西夏騷擾擔任陝西宣撫使去了，政府內部嚴重缺員，於是神宗欲用吳充擔任參知政事，王安石一聽不同意了，“充與臣有親嫌”，怎麼能安排在同一崗位上呢，儘管神宗認爲他們二人都很正派，“以爲無害”，但由於王安石的阻撓，吳充整整6年沒有當上宰相，直到1076年，“安石去”，他纔在宰相位上過把癮。
其實，古代的官員迴避制度，遠遠要比這嚴格得多，最起碼官員是不能在自己的老家擔任職務的，不僅如此，就是曾經寄居過的地方，也要回避，即使是臨時性的出差，也絕對避免回本貫“勾當公事”，也就是說，在官員出差的時候，順便回老家看看的便宜，也是制度所不允許的。
在《大清會典事例》中，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乾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77年，浙江紹興府通判一職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選司在初審基礎上選出符合條件的若干人選，再以抽籤方式決定取捨，結果，順天籍張廷泰中選。但在乾隆帝接見張廷泰時，聽出了他的紹興口音，“因加詢問”，得知其幼年曾隨父在紹興居住數年，於是乾隆取消原擬任命，讓張廷泰到福建任職去了。
至於親戚關係的同地任職，上下級任職，那就更不用說了，一律禁止，《文獻通考》中記載了一件相反的事情，也就是有兄弟倆在同地任職的特殊案例。那是在唐太宗時期，有廉能之名的賈敦實擔任饒陽縣令後，他的哥哥賈敦復又被唐太宗派往瀛洲任刺使，成了弟弟賈敦實的上司，按當時的制度，“大功以下不得聯職”，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員，都不能在一個部門任職，何況是親兄弟!但唐太宗卻打破慣例，“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這件事也從反面讓我們看到了古代“迴避”制度的嚴格，沒有皇帝的恩准，兄弟倆是絕對不能在同一地方擔任職務的。
在宋代，還有一項特殊的迴避，那就是宗族、妻家在該地擁有田產物業的，當事人也不能在這個地方做官。《朱文公集》中就有這樣的字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在法也合迴避”。《吏部條法總類》確實是這樣規定的，凡“應參選注闕官”，俱須於差注前驗實“本官委的有無祖產並妻家田產在所射處”。
看樣子，“公務員”如實申報財產的制度，早在宋代就已經有了，它是伴隨着官員的迴避制度一起產生的，對官員腐敗，起到了防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