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鮮王國咸鏡道、平安道的邊民數十人帶着刀槍、鳥槍偷渡鴨綠江，在三道溝(今吉林省臨江市境內)一帶與清朝士兵發生衝突，槍傷駐防協領勒楚等多人，朝方1人中箭死亡、數人受傷。
這次衝突的規模很小，雙方的傷亡也很少，卻引發了康熙皇帝的強烈反應。
清廷接到事件報告後，立刻由禮部發文，責成朝鮮政府迅速將人犯捉拿歸案，等候北京派人審訊。隨後，清廷下發敕書，以皇帝的名義通告朝鮮，上國將派遣查使，也就是專案組和朝鮮國王一起審訊犯人和該管的地方官。
最爲嚴厲地是，康熙的敕書點名要追究朝鮮國王平日裏疏忽邊防的罪責，並要“專案組”察議國王。這一處理，在以往的邊民越界事件中，非常罕見。往往是清朝禮部諮文提出“察議”國王，再建議皇帝加恩“免議”。
朝鮮君臣期待中的高舉輕放沒有出現，只好在恐懼中嚴懲本國官民。
朝鮮國王派出2名文官爲按核使，到鴨綠江沿岸地區搜捕犯人，前後抓捕入獄達數百人，押送至漢城(當時的朝鮮首都，今首爾)的也有近百，犯人越境處、原籍處地方官紛紛被捕，從郡級長官、軍事主官，到道一級的官員，基本上一勺燴送解漢城候審。
另有部分官員先行自盡，如默許邊民偷渡的厚州軍官、土兵及僉使先後自殺。
朝鮮君臣對此並不在乎，他們更關心的是國王會不會“奉旨受辱”，乾脆採取了拖字訣，先是以國王患病爲由，要求免除郊迎禮，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明清時期，朝鮮作爲排名第一的藩屬國，在上國派“天使”來到漢城城西的迎恩門時，要紮結彩黃帳殿，設黃屋、龍亭、香亭於帳殿正中，鼓樂齊鳴，國王穿全套朝服率宗親、百官在迎恩門內向“天使”鞠躬迎候。
待將敕書供奉龍亭之後，國王纔可與“天使”一同穿過迎恩門到王宮完成迎接大典。這就是全套的郊迎禮。
怕當衆捱罵，國王託病拖沒了郊迎禮，朝鮮君臣又到“慕華館”勾兌國王不參加“會審”，其中花了多少錢賄賂咱無從知曉，只知道清朝使臣堅持要求，審訊的最後一天，國王一定要出現。畢竟康熙皇帝有明文要求，再打馬虎眼，就是拿自己腦袋開玩笑了。
朝鮮肅宗李焞雖然不情願出場，對於犯人的定罪主張卻非常堅決，提議施放鳥槍的6名主犯處斬、妻子爲奴;其他越境者19人處死;地方官分別處以革職流二千里、降等二級或五級，清使滿意之餘，要求國王擬定一份“謝罪書”上交康熙皇帝。
朝鮮的大臣們很給力，覺得國王寫這個東西像供狀，太丟臉，請求處罰他們個人以換取國王的面子，清使退而求其次，允許國王口頭謝罪。
朝鮮肅宗說：
“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於此，莫非禁令不嚴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
國王謝罪，這事兒該完了吧?
不好意思，沒完，清廷還勒令朝鮮國王罰銀2萬兩，朝鮮右議政(相當於右丞相)鄭載嵩爲首的三使臣上書抗辯處理過重，遭到清朝禮部的迎頭痛擊。
第二年的清朝禮部諮文，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歷數朝鮮的諸多“罪狀”，直斥朝鮮“主弱臣強”，並將三使臣抓捕後，押送朝鮮要求重處。
清廷對朝鮮君臣的反覆打臉，令其屈辱不堪，肅宗甚至認爲這是“丙子胡亂”(1636年，清軍12萬攻入朝鮮，逼其稱臣)以來從未有過的侮辱。
然而，站在清朝的角度來說，這卻是一個里程碑事件。
自順治元年(1644年)入關之後，整個東北僅餘八旗官員103人，士兵1500人，鴨綠江、圖們江沿岸的邊界地區更是人煙稀少，朝鮮官民的越界行爲近乎肆無忌憚，殺人越貨事件也屢有發生。
經過“三道溝事件”對朝鮮政府的嚴厲懲戒，使其自覺對邊境軍民進行約束，保障了邊境線的大體穩定，令“竊地”這樣的行徑，直到甲午戰爭前後，方纔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