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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禎是個怎樣的皇帝?他的歷史評價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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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趙禎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間,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史家將其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爲“仁宗盛治”。趙禎不事奢華,能夠約束自己。“爲人君,止於仁”,“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

有的人,當年還活着,卻已經死了,雖然竭盡所能地美化和包裝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壞事做盡的人,雖生猶死,早已遺臭萬年;有的人死了,卻還活着,雖然別有用心者幾十年如一日喪心病狂地抹黑、醜化他,造福人民的人,雖死猶生,贏得世代崇拜。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爲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直到700年後,自我感覺甚爲良好、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聖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言所說的“造極”的“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趙禎是個怎樣的皇帝?他的歷史評價怎麼樣?

胸懷仁義寬厚待人

宋朝有個大文學家蘇轍,字子由,眉州眉山人,是大文豪蘇軾的胞弟,他們哥倆與其父蘇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有了三席。嘉佑二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裏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裏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爲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很淡定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血氣方剛的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科舉考試中“妄議”朝政,且矛頭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

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嚇出一身冷汗,認爲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請朝廷制裁之。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

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於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縱觀數千年曆史,作爲一個封建帝王,寬容蘇轍的事,或許有人能做到,但寬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這說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對“煽動造反”的,也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然後做出符合事實的判斷,做出明智的決定。

王朝,簡稱高麗又稱王氏高麗,是朝鮮半島封建王朝之一。918年後高句麗國弓裔王的部將王建推翻弓裔建立高麗國,定都於自己的家鄉開京。高麗王朝同建於960年的我國北宋王朝有着密切的友好關係,歲歲向北宋進貢。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訓高麗。仁宗說:這只是高麗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沒有去訴諸於武力。

打鐵必須本身硬。宋仁宗不光對其臣民仁慈寬厚,身爲九五至尊,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從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於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爲了什麼。宋仁宗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爲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來再喝水了。”對屬下能如此細緻入微之體恤,真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好領導

堅持原則善聽勸誡

據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一〉記載,名臣夏竦死後,趙禎打算給他一個諡號“文正”。夏竦曾兩度擔任樞密使,並著有文集百卷、《策論》十三卷、《箋奏》三卷、《古文四聲韻》五卷、《聲韻圖》一卷,其中《文莊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四庫全書》。也算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帝管幹部”。

夏竦還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時,夏竦見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時,保薦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與韓琦成爲他的左右手。范仲淹給夏竦寫了封《謝夏太尉啓》,啓中說:“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

不料,負責官員考覈的劉原父說:“給諡號是我們主管部門的事,我們挺負責的,你怎能侵犯我們的權利?再說,夏竦也不夠格。”司馬光也上書,說:“文正”的稱號太高。於是,趙禎收回成命,同意將諡號改爲“文莊”。皇帝想給大臣一個好聽點的“榮譽稱號”,要是擱在其他朝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宋仁宗卻碰壁了,而且他再碰壁後從善如流,並沒有固執己見。這說明,宋仁宗十分尊重主管部門的意見,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剛愎自用。

宋人朱弁的《曲洧舊聞》裏載有一個宋仁宗拒吹枕頭風的故事。某日退朝後,宋仁宗回到寢宮,脫下帽子直嚷頭癢,讓內侍趕緊把專門給他梳頭的女官叫來。女官在給仁宗梳理頭髮的時候,看到他懷裏有文書,就問是甚麼事情。仁宗答說:“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諫官認爲是陰氣太盛所致,故上書讓宮裏裁減嬪妃侍從的人數。”女官聽了以後很不屑地說:“那些宰相和御史,家裏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員,只要官職稍一如意,也會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數,皇上身邊不過就幾個人,他們就大喊‘陰氣太盛’,要求裁減,難道只許他們自己逍遙快活?”

宋仁宗聽後沒說話。女官又問:“這個建議必須執行嗎?”宋仁宗回答說:“諫官的建議,哪能不執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時爲仁宗寵愛,認爲再怎麼裁減也輪不到自己,於是賭氣說:“如果一定要執行的話,就請皇上先把奴家給裁掉。”宋仁宗當即站起身,讓掌管嬪妃名冊的內侍馬上攜帶名冊到後花園來,並下令看門者,即使是皇后前來也不準進入後花園。不一會仁宗就傳下命令,讓梳頭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儘快攜帶私人物品從內東門出宮,事情辦好之後,馬上回奏,速速辦好。

當時已是吃飯時間,皇后爲了不耽誤仁宗吃飯,親自去督辦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纔開始吃飯。其間,皇后始終不敢問原因,直到飯後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問:“梳頭的女官是皇上平日最爲恩幸寵愛的人,爲何第一個就把她裁減出宮?”仁宗說:“這人勸我不要接受諫官的建議,怎能把她留在左右?”後來,皇后時常以此事告誡宮中的嬪妃宮女,讓她們不要亂說話,更不要干預政事,不然就像梳頭的女官那樣,爲皇上所不容。

趙禎的善於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包拯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如果趙禎不清明,不可能有包青天產生的政治環境。在包拯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他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趙禎的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是接受了他的建議。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

張堯佐是趙禎寵妃張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遞上去了,趙禎也有點爲難。最後他想了個變通的辦法,就是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沒想到包拯還是不願意,且諫諍更加激烈。趙禎有些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氣:“太祖、太宗皆曾爲之,節度使恐非粗官。”趙禎只好罷了。

不管是遭到反脣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趙禎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認爲這樣會龍威盡失,凡是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時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復,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趙禎回到後宮,對張貴妃說了一句現在看來還很具政治遠見的話:“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爲御史乎?”

趙禎是個怎樣的皇帝?他的歷史評價怎麼樣? 第2張

人盡其才碩果累累

宋仁宗一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變法,因爲只有變法才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才能富國強兵。可是做了長期準備工作的“慶曆變法”很快就失敗了。對於皇帝,我們也不能只憑成敗論英雄。這位仁宗皇帝確實是有不少事情沒有做成,但是他一輩子認定了一個目標,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這也很不容易。他還沒有親政,就發現了范仲淹是個人才,總想加以重用。

“慶曆變法”失敗,他並沒有灰心,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衆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爲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在西北邊疆戰事不利之時,在南方獲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奮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擠而去職之後,他又支持包拯在開封府秉公執法,反對權貴橫行。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爲知制誥,醞釀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變法。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後能夠優遊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

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爲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爲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纔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纔有。中國的幾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公元1041至1048年的仁宗慶曆年間,淮南路蘄州蘄水縣的布衣畢昇發明了「陶活字印刷術」,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無官無職的老百姓。正因爲當時文化事業發達,有大量印書的需要,才促成了這樣一件重大發明。不久,山東農民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印刷術”,無錫布衣華燧又發明了“銅活字印刷術”。以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越南,十五世紀傳入歐洲,德國第一次用活字印刷《聖經》是公元1456年,比畢昇時代晚了四百年。

火藥用爲武器,首先記載於《武經總要》一書,這是由仁宗時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編纂的。從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南宋的虞允文在採石磯大破金兵,就曾經使用過霹靂炮。

宋仁宗時代的進士沈括是個博學多才的大科學家,他對天文、曆法、物理、數學、醫學、音樂無不精通,而最重要的發明,則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針。公元1119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談》一書中寫到,當時廣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陰雨,就用指南針指示方向,這是個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說: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指南針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東。他把指南針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國人到了十七世紀才發現這種現象,比沈括時代遲了四百多年。

一個善待臣民,又善於接受諫諍的皇帝,肯定是會贏得朝野熱愛的,甚至會得到敵國的敬重。宋仁宗之後,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見遼國人對宋仁宗趙禎敬畏之深。

爲何說宋仁宗是中國有史以來最仁義的皇帝?

首先是有“仁心”。他吃飯的時候吃到砂子,故意蓋着碗,不讓人看見。皇后問何故,他說這事要泄露了,御廚估計就要遭罪了。晚上批閱奏章,突然覺得餓了,想喝一碗羊肉湯,皇后要去弄,他又制止,說今天要是喝了這碗羊肉湯,以後御膳房就會形成定例,每天都會殺一頭羊來準備着,太浪費了。

他年少的時候劉太后垂簾聽政,有當武則天的野心,少數趨炎附勢之徒大加造勢。後來他親政,這些人相繼被告發,他不當回事,反而擢升了部分有真才實學的人。他的仁心到了什麼程度,後宮嬪妃劉氏給他戴了綠帽子,他憤怒至極,但下不了殺手,只是把她打發到尼姑庵出家了事。

其次是講“仁義”。宋仁宗嚴格遵守了宋朝“不殺上書言事者和士大夫”的祖訓,大量提拔有識之士甚至是異見人士。大文豪蘇軾在進士考試卷裏面舉例說有人傳言皇上沉迷歌舞,不關心百姓疾苦。主考官認爲蘇軾道聽途說,污衊皇帝,要嚴加懲處。宋仁宗看了之後說,一個讀書人有這樣進言的氣魄,應該提拔。

四川有個秀才寫反詩,鼓動成都太守獨立。太守嚇得趕緊抓了秀才。宋仁宗說,這不就是泄泄憤嘛,給個官給他吧。胸懷至此。他想給自己的老丈人搞個官職,結果被包拯極力反對。包拯攔着他不讓下朝,口水都濺到他的臉上。他沒有辦法,只能屈服。包拯不僅沒有受到打擊,還得到了重用。在他的治下,歐陽修、狄青、包拯、司馬光、王安石、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等不世名臣層出不窮,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後世皇帝無望其項背者。

還有就是施“仁政”。高麗棒子不上貢,大臣建議討伐。宋仁宗說,領導有罪,百姓又沒罪,不能打。財政部要開源,動起了徵收鹽稅的心思。宋仁宗說,這一徵稅,老百姓就要吃價格昂貴的鹽了,不成。親自下手詔,罷免鹽稅。有官員上書要爲道教塑像造金冠,他說這不是引誘老百姓犯罪坐牢嗎,用銅鍍金就可以了。學者林瑀拍他的馬屁,勸他大辦宴會、巡遊天下,國家就會大治。宋仁宗大驚,從此疏遠林瑀。

他爲了革除弊政,力推慶曆新政,即使失敗也無怨無悔,到了晚年都還在醞釀改革,求萬世之太平。真正的生命不息,議政不宋仁宗一朝,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產生並使用。這是國家經濟高度繁榮的明證。宋朝的財政收入,是後來所謂的“康乾盛世”的2倍有餘。而且是在領土不及清朝二分之一,人口不及四分之一的情況下。百姓生活水平也達到了罕見的高度。

司馬光就曾經抱怨說,現在連販夫走卒都穿上絲綢了,這像什麼話。文化大發展,小說,詩詞和盛唐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有三個是在仁宗時期出現的。軍事上邊境昇平,西夏和遼懾於宋朝國勢,雖有小糾紛,但數十年未動大幹戈。他駕崩的時候,老百姓自發送葬,連遼國的皇帝也忍不住嚎哭。

粗通曆史的人都以爲盛唐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峯。但事實上,論武功,宋仁宗治下不如盛唐,但是論文治,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站在老百姓生活的角度,“仁宗盛治”是中國歷史無可比擬的黃金時代,宋仁宗也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