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好傳統戲劇的人幾乎都知道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這部帶有濃厚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戲劇堪稱元代文學的高峯。
竇娥想不到的是她們才離虎口又進狼窩，這張驢兒是個典型的流氓，救她們婆媳本就有別的企圖。他與父親強行搬進蔡家，威逼蔡家婆媳與其父子成親。竇娥不從，張驢兒想毒死蔡婆再向竇娥下手，沒想到卻毒死了自己的父親。他誣告竇娥殺人，太守桃杌不認真偵查案件，只是一味刑訊逼供，爲了保護婆婆，竇娥只好含冤認罪，她因此被判處死刑。臨刑前，爲了表示自己的冤屈，她立下三樁誓言：血濺白練、六月飛雪、大旱三年，結果一一應驗。像絕大多數中國老戲一樣，《竇娥冤》也有個光明的尾巴：三年後，竇娥的冤魂向已成廉訪使的父親控訴，冤案得以昭雪，惡人一一得到懲處：首惡張驢兒被斬首，賽盧醫被髮配充軍，桃杌被革職永不敘用。 文學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有什麼樣的生活就會有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在《竇娥冤》裏，流氓橫行霸道，官吏草營人命，平民百姓有苦無處說、有冤無處訴，社會無比黑暗。真實的元代，老百姓的生存狀況是如何呢？ 張宏傑《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一書寫到了元代統治者的屠城。“韃靼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蒙古攻滅金朝，人口比戰爭之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
宋代四川人口近兩千萬，元軍過後，只剩八十萬。 後來，蒙古貴族覺得把漢人全部殺盡了，沒人給他們做奴隸，屠城的事才漸漸減少。元朝統治集團完全不把被征服者當人看，他們將奴隸叫作“驅口”，即供驅使的人口，在“人市”可以自由買賣。一箇中等官員可以使喚上百個驅口，一個大使長（奴隸主）的驅口則有成千上萬，忽必烈寵臣阿合馬就佔有七千多個驅口。這些驅口不僅得向使長繳租，還必須向政府納賦。驅口是沒有任何人格尊嚴的，元朝法律規定“驅口與錢物同”。 蒙古貴族想要得到漢人的田地，無需用錢租買，只需將原主人趕走就行。趕走了漢人，就讓田地荒蕪，生出野草，以利放牧，時人記載說：“今王公大人之家，或佔民田近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爲了籠絡蒙古貴族，蒙古大汗甚至經常將農田和作爲農田主人的漢人賞賜給王公功臣，一點也不在乎被當成賞賜物的漢人的感受。 蒙古官員斷案也絕無公正可言。他們目不識丁，“高坐堂上，大小事務一切付之於吏，可否施行，漫不省錄”。
官既不管事，也管不了事，吏員便趁機以案生財，誰給的錢多就爲誰辦事，大江南北，地痞流氓爲非作歹，竇娥這樣的蒙冤者勝不勝數。 元代當政者對漢人的生產、生活進行嚴格限制。比如漢人每二十家被編成一甲，由蒙古人做甲主。甲主的所有花銷都要這二十戶漢人承擔。晚上一更三點之後禁止出行、點燈、活動。爲了防止漢人造反，皇家禁止民衆田獵、習武、拿兵器、聚衆、野行。每五家漢族人才可以擁有一把菜刀，而且這把菜刀平時還要放到蒙古人家裏，要做飯時臨時借用一下。只有蒙古人同意，漢族人才能生火起竈，漢族人習慣地稱管制自己的蒙古人男的爲“老竈爺”，女的爲“老竈奶”。 任何一種不合理的制度都有其深層的緣由。相對於農耕文化和工商文明，元代蒙古人的遊牧文化明顯比較落後。這種文化只在乎基本的物質生存，不重視科技創新，更不看重靈魂超越。中原儒家文化一向推崇的禮讓、仁義、寬恕、自省、善良，在元代統治者那裏沒有太多的市場。
而遊牧文化一旦取得政治上的優勢，往往會將暴力當成戰勝一切的手段，將野蠻視作英雄氣質。 元代統治者無視百姓的起碼權利，也與他們人口過少，需要以少御多有關。蒙古人能征善戰，加上當時世界還處於冷兵器時代，勇敢比武器更重要，他們的馬蹄所到之處幾乎無堅不摧。攻佔了那麼多的土地，征服了那麼多的異族，統治者人手不夠，怎麼去統治成了難題。蒙古貴族書讀得很少，不太懂得“攻心爲上”的道理，於是更多地採用強硬手段。因爲這種統治手法，元代自然也就成爲人間地獄。在唐宋以後的政權中，元代壽命最短，只維持了98年，就與這個政權缺乏人性的溫度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