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中國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齡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早年，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以宋代晉。該書同時還以“載記”形式，記述了十六國政權的狀況。原有敘例、目錄各一卷，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卷。
《晉書》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晉書》的帝紀按時間順序排列史事，交待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是全書的總綱。在帝紀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紀，追述晉武帝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開創晉國基業的過程，使晉史的歷史淵源清晰明瞭，是很得史法的。書志部分記載典章制度，編排得類別清楚，敘事詳明，可以給人以較完備的歷史知識。列傳記載人物，編次以時代爲序，以類別爲輔，所立類傳或合傳眉目清楚，各類人員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晉近800歷史人物分門別類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構成晉代歷史活動的圖卷。書中的載記專寫與晉對峙的十六國曆史，在史書寫法上是善於出新的。載記之體略同於《史記》中的世家，但世家記諸侯國曆史，反映的是先秦貴族社會國家緊密聯繫的特點。載記的名目來自《東觀漢紀》，可《東觀漢紀》用載記記載平林、新市及公孫述的事蹟，不過是作爲列傳的補充。
《晉書》採用世家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於列傳的規格完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決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並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家讚賞。載記中對十六國政權只稱“僭僞”，不辨華夷，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大一統思想，這更是我們今天閱讀《晉書》時要特別注意的。晉代史事錯綜複雜，比兩漢史都要難寫一些，《晉書》用四種體裁相互配合，較好解決了這一難題。
《晉書》還有內容充實，文字簡練的長處。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銳複雜，有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有胡、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還有君臣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鬥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載《徙戎論》，《溫嶠傳》載《奏軍國要務七條》，提供了胡漢鬥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制》，《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此外如《束皙傳》記載《汲冢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製圖六法，《衛恆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是極珍貴的史料。唐修《晉書》距離晉亡已200多年，在記事上有條件改變以往史書誣罔不實的缺點。
書中除因襲舊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迴護的內容。書中在很多紀傳中揭露了統治階級貪婪、腐朽、驕奢淫逸的本性和殘害民衆的罪行，具有鑑戒意味。《晉書》作者，多是文學大家，因而《晉書》敘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如《苻堅》兩卷繪聲繪色，頗見功力。列傳中也往往能表達出歷史人物的情態，讀起來有點味道。
《晉書》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曆志》、《禮志》、《樂志》、《職官志》、《輿服志》、《食貨志》、《五行志》、《刑法志》。從名目上看與《五代史志》大同小異，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輿服志》而去掉了《經籍志》。因爲《隋志》與《晉志》多出於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時間又很接近，所以在內容上有一些重複的地方。但《晉書》十志上承兩漢、下啓南北朝，還是具有相當高的價值的。它的類目比較齊全，反映的社會典章制度內容比較全面。《食貨志》和《刑法志》敘事包羅東漢，可補《後漢書》之不足。《地理志》對研究魏晉之際行政區劃變更，州縣制的變遷，都很有作用。《晉書》十志，多出於學有所長的專家之手，內容比較精當。《天文志》、《律曆志》、《五行志》爲著名科學家李淳風所修，一直爲世所稱，其中《天文》、《律歷》二志尤爲精審。《天文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天文學的三大流派;蓋天說、宣夜說和渾天說，並對渾天說作了肯定;《律曆志》記載魏晉時期幾種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價值。
缺點
其一：記述荒誕
《晉書》繼承了前代晉史著作的缺點，記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記》、《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之談也加以收錄。例如《幹寶傳》中記載幹寶之父妾陪葬十餘年，開棺後仍能復生之事[6] 。《張華傳》中提到吃“龍肉”之事，並稱“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
其二：史料取捨不夠嚴謹
據歷史學者考察，在修撰《晉書》時期，所能見到晉代文獻很多，除各專史外，還有大量的詔令、儀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晉書》的編撰者主要只採用臧榮緒的晉書作爲藍本，併兼採筆記小說的記載，稍加增飾。對於其他各家的晉史和有關史料，雖曾參考，但卻沒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書之後，即受到當代人的指實，認爲它“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7-8] 。劉知幾在《史通》裏也批評它不重視史料的甄別去取，只追求文字的華麗。清人張熷在《讀史舉正》舉出《晉書》謬誤達450多條。錢大昕批評《晉書》“涉筆便誤”。《晉書》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文帝紀》記載曹髦被殺之後，成倅兄弟的結局是“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而《荀勖傳》中荀勖的上表卻又稱“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也就是荀勖的上表體現出成倅並未被誅滅三族，兩條史料自相矛盾。[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