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國鼎立到三國歸晉，瘟疫起到了多大的影響?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一起看看吧。
公元217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一個在歷史上看起來非常平常的年份。
作爲東漢王朝的倒數第四年，這一年沒有發生什麼值得記錄的大事：政治上，漢獻帝賜給了曹操天子旌旗和十二旒冕;軍事上，於前一年在濡須口劍拔弩張的曹操和孫權也有了偃旗息鼓之態，而劉備準備發動的漢中爭奪戰也還在籌備階段;至於民生，史籍更是沒記載三大軍閥在此時有任何惠民或勞民的舉措。
如果硬要說這一年有什麼特殊的話，那就是這一年死了很多人。
孫吳方面，上游統帥魯肅病逝，年僅四十六歲;而曹魏這邊去世的人更多，後世聞名的“建安七子”中，除了早被殺掉的孔融和五年前去世的阮瑀，其餘五人全部在該年病逝。此外，司馬懿的大哥、號稱“司馬八達”之首的司馬朗，也在這一年病逝。
這就有意思了，無論是魯肅，還是當年僅存的建安五子，亦或是司馬朗，都是身居高位且尚在壯年(五十歲以下)的文官出身。他們鮮有披掛上陣的經歷，因此也難說有什麼難返沉痾，卻都在這一年離世，並且史書的記載通通都是“病逝”。這是爲什麼呢?
而如果我們翻開《後漢書-獻帝紀》裏有關這一年的記載，就會在寥寥數語間看到這四個字：“是歲大疫。”
是的，這些高級文官(除了魯肅)之所以會集中在這一年病逝，就是因爲這一年的天下鬧大瘟疫了。而在王朝末年又遭逢這樣的大疫，對已經只剩最後一口氣的大漢王朝來說，無疑又是一道催命符。
因此，如果把瘟疫的背景考慮進來，就非常能理解爲什麼在前一年各方勢力都摩拳擦掌，在漢中、濡須兩大戰場紛紛準備開片時，卻又都在這一年選擇了猥瑣發育了：因爲瘟疫，士兵們打不動仗，老百姓也拿不起鋤頭了。
所以我們看到，當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曹操和孫權就在濡須展開激戰;到了三月，曹操卻突然帶大部隊後撤，這背後的原因恐怕就是因爲前線疫情爆發，曹操不得不向後方撤退;而並未區分勝負的孫權卻在這一年主動向曹操請降，除了爲兩年後偷襲關羽做鋪墊外，恐怕也有因爲瘟疫而內部空虛的原因。
而北歸的曹軍很可能就是將瘟疫帶到中原的傳播源，一如一戰時將流感病毒從美洲帶到歐陸戰場上的美軍。因此，建安五子們紛紛中招離世，同時恐怕還有更多千千萬萬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百姓;而承擔向居巢前線輸送藥物的司馬朗也不幸染上瘟疫，倒在了抗擊瘟疫的戰場上。
當然，這一年的瘟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因爲瘟疫，導致在江淮一帶激戰的曹孫兩方握手言和，孫權也轉而將進攻中心轉移到昔日盟友劉備身上;同時，主張吞劉的呂蒙接替了因瘟疫病逝的魯肅(這一點不確定，因爲沒有明確史料表明魯肅死因是瘟疫)，更強化了孫吳吞併荊州的信念。
而已經感到漢室將傾的金禕等人，也祕密聯絡在荊州一帶的關羽，準備裏應外合，發動政變。金禕等人的政變雖然失敗，卻讓關羽看到了曹操集團內部的不穩定和許昌的脆弱。一年後，他發動了使他威震華夏的襄樊之戰，並先勝後敗，死於敵手。
如果說，公元217年的這場瘟疫加速了三國鼎立的話;那麼近六十年後，公元276年(西晉咸寧二年)的一場瘟疫，則是間接推動了三國歸晉的歷史進程。
咸寧二年的瘟疫，主要影響的是西晉朝廷，即洛陽地區的政治形勢;而在此以前，孫吳已經鬧了整整三年的瘟疫了。
根據《三國志》和《資治通鑑》記載，自孫吳鳳皇元年至三年(272-274年)，這個國家就一直在鬧瘟疫(“吳比三年大疫”)，到最後甚至連司徒、太尉、大都督這樣的高官都病死了。而到了公元275年(西晉咸寧元年)，這場疫情似乎從南方傳播到了北方，連都城洛陽都到了“死者以萬數”的地步。
相比於上次大疫時的曹操，司馬炎既沒有戎馬經驗，更在前一年往後宮吸納了五千名宮女，因此抵抗力要差了不少。在洛陽全城都被瘟疫籠罩的背景下，這位天子也沒能倖免，甚至還被下了病危通知書(“帝不豫”)。
而此時在龍牀上奄奄一息的司馬炎也讓已經籠罩在皇城上空很久的一塊烏雲變得更加陰霾——那就是嗣君的問題。衆所周知，司馬炎的太子、後來的晉惠帝是個弱智;而在當時，大臣們對此看得比我們還要透徹。因此，誰來繼承大統就成了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我們知道，司馬懿死後，權力被交接給了司馬師;而司馬師死後，權力沒有傳給其子，而是傳給了弟弟司馬昭。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爲當時正在魏晉嬗代的關鍵期，需要更有經驗的接班人來接手;二是司馬師自己本來就沒有兒子，其子司馬攸實際上是過繼的司馬昭的兒子，也就是司馬炎的弟弟。
在司馬昭選接班人時，就曾在司馬炎和司馬攸之間權衡了許久;而此時的西晉朝堂人心惶惶，屬意司馬攸的人恐怕更多。畢竟，天下大疫，內外不穩，如果司馬炎真的龍馭上賓，立司馬攸至少是比傻子太子司馬衷更好的選擇。
如果司馬炎真的死在了咸寧二年的這場瘟疫裏，那麼恐怕司馬攸就能和他爹一樣以弟弟的身份接班。可惜，司馬炎晃晃悠悠，病好了!這下子，兄弟之間的關係就尷尬了，當時暗流涌動支持司馬攸的大臣們更尷尬了。
因此，西晉王朝，或者說司馬氏一個特別尷尬的問題就出現了：無功，或者說沒有班底。
衆所周知，司馬懿從曹氏手中奪權的標誌性事件是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變;但是僅僅兩年後，他也去世了，權力交給了兒子司馬師。司馬師執政四年後也暴卒於前線，權力又過渡給了弟弟司馬昭。僅僅六年間，執政兩度易主，對統治結構的穩定性的衝擊可想而知。更遑論從能力上來說司馬家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基本上是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的分佈。那麼，應該如何震服手下的這些前朝舊臣呢?
司馬昭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安內必先攘外。甘露五年(260年)的曹髦遇弒讓魏國上下對司馬氏的質疑到達了一個頂點。爲了堵住悠悠之口，司馬昭只能在一片反對聲中發動了伐蜀之戰。這場戰爭的出發點恐怕並不是滅亡蜀漢，而這個結果伴隨着鍾會和鄧艾之間的劇烈衝突，更遠非司馬昭所能預料到的。
滅蜀戰爭結束後不久，準備登基稱帝的司馬昭也死在了篡位的前夜，由其子司馬炎幫助他完成了最後一步。從西晉建立開始，這個王朝就對滅吳統一意興闌珊。這個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當時北方人還是覺得江南是蠻荒之地，又比如當時的統治階級(即北方士族們)天生的惰性等。然而，當司馬炎真正意識到自己及子孫的皇位受到威脅時，一場戰爭也就在所難免了。
因此我們看到，司馬炎大病初癒後不久，徵南大將軍羊祜便向其上書，力主伐吳。作爲司馬師的小舅子，司馬攸法理上的舅舅，羊祜的這個表態很有深意。而儘管滿朝文武大多不贊成羊祜的主張，司馬炎卻做了和他父親十六年前一樣的主張：伐吳!
後面的故事我們就都知道了：公元280年，西晉六路大軍水陸並進，孫吳政權土崩瓦解。司馬炎這樣一位其實能力資質都平平的公子哥，就這樣成爲了中國歷史上第二位統一天下的皇帝。
一切都結束了嗎?對於司馬炎和他的大臣們來說，應該是這樣的。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並不只是結束，而只是一個更加混亂的大時代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