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凡是說到秦始皇的暴政，很多人都會想到“焚書坑儒”事件，但恐怕很少有人能搞清楚，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根本原因。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焚書坑儒”其實可以分爲“焚詩書”、“坑儒生”兩個獨立事件，導致該事件爆發的根源，其實是秦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劇烈衝突，是秦始皇嘗試文化融合失敗後，所採取的激烈手段。
秦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衝突，秦國深受中原列國鄙夷
秦文化和中原文化雖然皆源自於西周文化，但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分裂發展，列國早已發展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的秦國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禮爲核心的齊魯文化、粗獷豪邁的燕趙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列國文化雖然同宗同源，但由於發展道路不通，到春秋末期時列國文化便已經產生了巨大差異，例如秦文化吸收了大量戎狄文化，而楚文化也吸收了大量南部蠻夷文化，因而一直以來秦國和楚國都備受中原列國的鄙夷，不同的是“商鞅變法”後秦文化又融入了大量法家思想，而楚國爲了避免白眼，則積極向中原文化靠攏，這導致秦文化與中原文化差異極大。
事實上，秦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確實較爲落後，縱觀整個春秋戰國，秦國雖然曾誕生過大量名臣武將，但卻從來沒有誕生過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原列國可以說對秦國保有相當大的優越感，例如《淮南·要略》中便說秦國“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國”、“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漢書·刑法志》、《荀子議兵》等也有類似記載。
在中原列國看來，秦國統一六國，完全就是中原先進文明被野蠻文化所踐踏，因此當秦始皇將秦國的制度推向全國之時，自然受到了中原各國的抵制和反對。尤其是士子階層，秦始皇庸官以熟悉律法者爲主，更是斷絕了他們的入仕之路，他們又豈會認可這樣的統治。
秦始皇也曾嘗試文化融合，可惜還是以失敗告終
秦始皇並非沒有認識到文化衝突問題，統一天下之後，爲了維護秦國的統治，秦始皇在促進社會制度統一的同時，也曾嘗試接納六國文化，進而促進文化融合。
一方面，秦始皇非但沒有阻止其他文化和各學派學者涌入咸陽，甚至允許他們登堂入室，甚至以身作則，對六國文化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包容。例如黃老道家、陰陽家經過綜合儒、法、道諸家的學說，所提出的“五德始終說”，秦始皇便予以了認可。又如秦始皇的“大咸陽規劃”，則體現出了大量“法天象地”的道家觀點。再如秦始皇“泰山封禪”，則代表了他對齊魯文化的認可。
然而，自詡先進的中原文化，又豈會與他們眼中的蠻夷文化相融合，秦始皇“泰山封禪”，就因爲沒有遵循儒家禮儀，而是採用了秦國禮儀，結果由於在泰山上淋雨，而在下山後被齊魯儒生所取笑。
另一方面，秦始皇雖然沒有任命列國士子爲官，但卻設立了“博士”職位，邀請六國各學派之名士子擔任，准許他們參與討論國事。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獲取六國士族尤其是知識階層的理解，進而由他們影響和引導天下百姓，促進新政的落實。例如西漢初期的“商山四皓”，信奉黃老之學的他們便曾擔任秦朝“博士”。
然而，擔任“博士的”六國士子，對於秦始皇的努力卻並不領情，在參政議政時態度傲慢，幾乎是一言不發，然而私底下對於朝政的非議，卻始終也沒有停止，導致秦政的推行仍然十分艱難。
要知道，全面推翻“分封制”的秦朝，本就是千年難見的大變局、大動盪，大規模的變革本就極易引起社會全方位的動盪，劇烈的文化衝突無疑加劇了這種動盪，在秦始皇的文化融合嘗試難以取得進展的情況下，這種衝突只能是愈演愈烈。
齊人淳于越重提分封制，在李斯建議下“焚詩書”上演
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擺酒設宴，七十餘位官吏、博士參加了這場宴會，然而正是這場宴會上極不和諧的一幕，最終引發了“焚詩書”事件。
宴會開始後，僕射周青臣先是上前歌頌了一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的各種功德，秦始皇聽後十分高興。然而，還不等秦始皇高興太長時間，擔任博士的齊人淳于越上前，以““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爲由，對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提出了質疑，要求重新恢復分封制。
對此，秦始皇雖然不滿，但卻並未直接予以斥責，而是將其言論交由臣子們討論。丞相李斯於是上前，對淳于越的言論進行了全面駁斥，同時提出：天下之所以久久不能安定，就是因爲這些知識分子在作祟，他們在朝堂上不發一言，卻私下利用自己所學對新政議論紛紛。對此，李斯建議“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淳于越的言論顯然觸及了秦始皇的底線，因此對於李斯的建議，秦始皇最終表示了同意。下令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之外，對於除官方收藏之外，收繳天下所有詩、書和百家言論的書籍，並將之全部焚燬，並不許民間再有任何詩書、百家言論。
方士逃跑之餘非議朝政，秦始皇一怒下令“坑儒”
如前文所述，“焚詩書”事件乃是秦始皇嘗試融合文化失敗之後，所採取的激烈手段。而且秦始皇明確下令，不許民間再非議朝政，然而此事過去還不到一年，便有人再度公然違抗命令。
秦始皇時期，爲了追求長生的他，身邊圍繞着大量方士，除了徐福出海尋找仙藥之外，侯生、盧生兩位，然而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這兩位術士卻逃跑了，《史記》給出的原因則是，他們認爲秦始皇太過殘暴，因此不想再給他尋找仙藥了。
對於兩人的逃跑，秦始皇或許不至於發怒，但要知道在前一年，秦始皇剛剛下令不許民間非議朝政，如今侯生、盧生不僅逃跑，而且在民間大肆非議朝政，這豈能不讓秦始皇惱怒，秦始皇言道，“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
最終，秦始皇一怒之下，下令“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秦始皇之所以痛下殺手，其實更多是爲了殺雞儆猴，防止再有人公然非議朝政。
綜上所述，“焚詩書”、“坑儒生”雖然是兩個獨立事件，但其實也有一定的內在聯繫，乃是秦始皇嘗試融合文化失敗之後，所採取的激烈手段，目的就是爲了徹底摒除百家學說，於全天下推行法家思想，從而確保思想文化方面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