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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國防重地,是如何在襄樊之戰中被蒙古大軍攻破的?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1.86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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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之戰是蒙古帝國統治者消滅南宋政權的一次重要戰役,是中國歷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關鍵一戰。這次戰役從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蒙將阿術進攻襄陽的安陽灘之戰開始,中經宋呂文煥反包圍戰,張貴、張順援襄之戰,龍尾洲之戰和樊城之戰,終因孤城無援,鹹淳九年(1273年)呂文煥力竭降元,歷時近6年,以南宋襄陽失陷而告結束。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康王趙構定都臨安以來,南宋的國防形勢一直極爲嚴峻。大片國土的喪失,不僅使南宋防禦作戰失去了廣闊的戰略縱深,經濟實力也遭受巨大損失。更由於北方山關河川地化爲敵有,使得長江、淮河成爲南宋在應對女真、蒙古利用快速機動能力而發動猛攻之時的最後防線。江、淮防線對於南宋國土防衛的重要性,也成爲士人的普遍共識。

歷仕高、孝兩朝,“三洪”之一的洪遵就曾說道:“南方以水爲險,所恃以立國者長江爾。中興以來,以兩淮爲藩籬,以長江爲門戶。”理宗朝臣程珌也說:“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

南宋的國防重地,是如何在襄樊之戰中被蒙古大軍攻破的?

因此,對於屏障長江的兩淮地區,以及長江上游所在的四川地區,宋廷一直極爲重視,着力加以經理。

一、忽必烈時期的滅宋戰略再調整

對於蒙古而言,雖然兩淮地區更爲靠近南宋的統治中心,由此突破最爲便捷,但因兩淮地區河道漫布,塢堡甚多,作爲國防體系的核心區域,南宋將精銳之兵盡集於江淮之間,以騎兵見長的蒙軍不僅優勢兵種不能得以發揮,又由於水軍尚弱,始終無法擊敗以長江爲依託的南宋水軍而深入東南。

1. 舉棋不定

雖然兩淮地區戰略地位極爲緊要,但蒙軍也僅能與南宋維持相持之勢。因此,等到一心滅宋的蒙哥繼位爲汗,基於與南宋對於江南防禦重在兩頭的相同判斷,以及在“借道滅金”時期深入川蜀作戰的成功經驗。

在通過“斡腹之謀”開闢西南戰場,加強各條戰線的對宋攻勢的同時,便將四川地區作爲南進的攻擊重點,企圖通過佔領長江上游,在南北夾擊荊襄之軍的配合下,達到順流而下東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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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蒙軍在強大的攻勢下攻陷成都,並對川西地區造成了極大破壞,但由於彭大雅、餘玠等人對以釣魚城爲代表的山城防禦體系的不斷完善,使得蒙軍始終無法徹底擊潰宋軍的四川防衛力量。

加之宋廷已洞悉蒙古沿江東進的企圖,加強了重慶等沿江地區,特別是四川與荊襄連接之夔州路的防備,並通過荊襄戰區不斷對四川前線進行支援,致使蒙軍由上流而下的進軍計劃始終無法得逞。隨着蒙哥死後諸王爭位戰爭的爆發,蒙古也就暫時放鬆了對南宋的進攻。

景定五年(1264),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鞏固了蒙古汗位。待國內局勢得到穩定之後,南下攻宋的計劃便再次提上日程。鑑於江淮、四川戰場突破作戰的失敗,以何處作爲南進的切入點,成爲其首待解決的問題。如前文所述,早在蒙哥南侵之時,奉命出師荊襄的忽必烈對於蒙軍捨近求遠,以四川爲主攻地區的作戰計劃便持反對態度。

而對謀士杜瑛提出的“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搗其背”的計策則表示了極大興趣。忽必烈繼位之後,在召集臣僚商討平宋對策時,部將郭侃再次提出了從荊襄地區實行中路突破的計劃。由於朝中對於以襄樊爲突破口的進軍計劃有不少反對之聲,致使忽必烈雖然更傾向杜瑛等人的建議,但遲遲未做決定。

2.降將進言

直至南宋大將劉整歸降,才使得圍繞進攻重點的討論趨於明朗。劉整原籍鄧州,金末時投奔南宋,追隨京湖制置使孟珙活躍於荊襄戰場。孟珙去世後,又隨李曾伯入蜀,由於在四川戰場的傑出表現,累遷至潼川路安撫副使兼知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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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直以來存在於南宋軍中的派系矛盾,令北人出身的劉整深遭賈似道親信,負責京湖、夔路防務的呂文德之嫉恨,他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爲由,不斷對劉整進行打壓,又推薦與其宿怨甚深的俞興擔任四川制置使以鉗制之。

本就對朝廷賞罰不公而深感不滿,當得知賈似道竟以“多不附己”爲由,將功臣向士壁、曹世雄等人擅自殺害,深恐不測的劉整遂以瀘州全境叛降蒙古。劉整的叛變,不僅使南宋本就捉襟見肘的四川防禦形勢更加惡化,更因其轉戰荊襄、四川多年,使南宋邊疆防禦虛實蒙古得以盡知,對南宋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基於對南宋國防的瞭解,劉整在否定由四川進軍的同時,也力主蒙軍由襄樊進行突破,因此他向忽必烈建議道:“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劉整的極力建請,令原本對是否攻襄猶豫不決的忽必烈信心大增,遂力排衆議,以阿術與劉整爲帥,實施以襄樊爲進攻點的中路突破方針,開始了第二次的滅宋作戰。

在促成蒙古戰略轉移之後,鑑於南下作戰所經湖河衆多,而蒙軍不利水戰的弱點勢必對戰爭進程造成嚴重影響,劉整又強調蒙古必須加強水軍建設,對於劉整強健水軍的建議,忽必烈同樣表示了支持。

劉整的兩條建議,不僅使蒙古找到了滅亡南宋的最佳切入點,更令南宋藉以制衡蒙古的水上優勢逐漸喪失,自端平元年宋蒙之戰爆發以來,經過三十餘年的反覆拉鋸,蒙古終於迎來了滅宋戰爭的決勝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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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作戰的成功

1.南宋的死命掙扎

襄陽自淳祐年間李曾伯力排衆議,一意重建以來,經過高達、程大元等人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兵甲日充、糧草漸集,重新成爲了守衛荊襄門戶的漢上重鎮。以襄樊爲支點的襄漢防線,也因此成爲了抵禦蒙古持續南侵的堅固屏障。

襄漢防線的重振,也使曾經力主荊襄戰區以鄂州、江陵扼守的長江防線爲防禦重點的權相賈似道改變初衷,對襄樊防衛重新重視起來。當得知蒙古集重兵於襄樊,欲由此突入荊襄之時,賈似道上奏理宗道:“襄既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在今則不可棄矣。”

極力勸說理宗打消以荊襄兵力退守鄂州的想法,並派遣心腹呂氏集團之一的呂文煥爲京西安撫副使兼知襄陽府,全面負責襄樊防務。作爲上接巴蜀、下控荊湖,戰略地位極端重要的襄、樊二城,不僅因爲多年修繕而壁壘堅厚,具備單獨抗擊蒙軍之能力。

更由於夾漢水南北對立的獨特形勢,宋軍在兩城之間堆壘巨木、設置鐵索,阻斷敵軍水上通行的同時,又通過浮橋將城池相連,使得襄樊二城得以相互支持,以整體形式對抗蒙軍的圍困。

加之水道貫通內地,東南物資可經漢水、長江源源不斷運抵城中,爲襄樊前線提供穩定的後勤保障。鹹淳四年,蒙軍在繼續於險要地帶設立連珠寨同時,主帥阿術又令唆都掃蕩城外,“奪宋金剛臺寨、筲基窩、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隘”,給支撐襄樊防禦的宋軍外圍陣地造成了巨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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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元的戰略包圍

鹹淳五年(1269),蒙古派降將史天澤趕赴前線,繼續加強對襄樊的圍困力度。通過對襄陽城防以及周邊形勢的觀察,史天澤認爲僅僅依託山勢險峻之處的分散據守,並不足以實現對襄樊的完全包圍,宋軍依然可能由小路偷入襄陽。

因此,在繼續加固現有城堡的基礎上,史天澤令蒙軍“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建立了一條從襄陽西北延續至城南的漫長防線,又於襄陽城南可窺探城內的虎頭山、峴山高處建一字城,以加強周邊堡寨的聯絡。通過由點到線的防禦延長以及重點區域的防衛鞏固,蒙古用以防範宋軍主要增援路徑的南面防線得以大大加強。

在穩固南面壁壘同時,史天澤又採納張弘範“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的建議,派其戍守萬山以隔絕宋軍西面而來的陸上增援,又在城東沿江各處增築堡壘,與漢水中修建的高臺遙相呼應,封鎖襄陽東面的各條水道。

在蒙軍的步步緊逼之下,襄陽東、西、南路之援絕,徹底陷入了蒙古的包圍之中。蒙軍包圍戰術的成功,雖然有賴於各處據點的成功設立,但水軍實力的增強,才更是蒙軍在面對宋軍憑藉“水上強兵”進行反包圍作戰時,維持防線屹立不倒的關鍵因素。早在備兵南下之初,忽必烈就令身處鄧州前線的董文炳“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

重視水軍的忽必烈,不僅讓劉整“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得練卒七萬”,還令川陝方面額外打造戰船五百艘運抵前線。對於蒙古在圍困襄樊時期的大興水師,宋人也曾記載道:“虜方奪吾舟,募吾匠,童吾山,造船編筏於樊、襄間,斧斤之聲不絕”。

南宋的國防重地,是如何在襄樊之戰中被蒙古大軍攻破的? 第6張

在忽必烈的積極支持下,蒙古逐漸建立起了一支有船萬艘,有兵數萬的強大水師,襄陽形勢也在蒙古水師與沿江堡寨的相互配合下而更加危急。爲破除蒙軍的圍困,襄陽守將呂文煥曾多次組織城內宋軍,向萬山、百丈山等處發動反攻。但因城外各制高點已多被蒙軍佔據,本就在兵力上處於劣勢的宋軍更無地利可言。

屢次的突圍失敗表明,在蒙軍“治戰船,教水軍,築圜城以逼襄陽”的威壓之下,襄漢守軍已無法單純憑藉內部力量化解蒙軍的包圍。蒙古爲攻陷襄陽,已將全國之精銳盡集於襄漢。救援作戰屢遭失敗的宋軍,事實上已無單純依靠荊襄戰區的反擊粉碎蒙軍進攻的可能。

結語

在蒙古勢如破竹的攻勢之下,已不存在一個能夠保障南宋國防的萬全之策。任何一種基於形勢產生的合理判斷,宋廷都應該在戰略部署時進行考慮。

然而,執迷不悟的度宗依然以政務繁難、難離恩相爲由,果斷拒絕了丞相賈似道再次趕赴前線的請求,苦守待援的襄樊最終只能坐待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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