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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抗日戰場上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3.24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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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戰的烽火早已遠去,但關於這場戰爭,總有一些自稱“歷史真相”的謠言在網絡上流傳。前些年最流行的謠言是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犧牲問題,但這種把“犧牲大”等同於“貢獻大”的說法在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於是謠言製造者們開始轉變方向,今年流行的一則流言聲稱,抗戰中共產黨抗日武裝僅僅擊斃了851名日軍,言之鑿鑿,有零有整。有媒體甚至還拿出這個數字來“詰問”政府發言人,令人不由感到憤慨。幸好歷史自己是會說話的,讓我們通過抗戰中的一個“特殊”戰果——日軍俘虜,藉以管窺抗戰中敵後與正面戰場抗戰的不同特點。日本俘虜怎麼就這麼難抓?

這是二戰中曾與日軍交戰的中蘇美等國共同感受。各國史料中,日軍寧死不當俘虜的記載屢見不鮮,而各國的影視作品中,也常見日軍攻擊對自己施救的救護人員等不人道行爲,在喪失作戰能力或認爲戰局無望時,日軍甚至會進行有組織或無組織的“自裁”。一般而言,士兵被生俘,有下面幾種可能:

1.主動投降,在戰局無望時,由指揮官下達命令成建制主動投降,或者單兵喪失鬥志、反對自己部隊的觀念或行爲,因而投降或者向敵方主動投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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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爲受傷或失去戰鬥能力,與部隊失散,在抵抗失敗後被俘。

3.被對方在戰鬥中制服——俗稱“抓舌頭”。

在中國戰場上,由於抗日武裝都缺乏重武器,很難看到在太平洋戰場上常見的重武器震暈失能被俘的日軍;同時日軍通常能在戰場上佔上風,顯然有更多的機會進行救護和後送,即使被擊潰,日軍部隊放棄的傷兵也往往拼死抵抗,甚至自殺避免被俘。當時國民黨軍的軍事素質差,主動性差,很少實施抓舌頭行動,而在敵後戰場,敵強我弱的態勢更加明顯,抓舌頭通常得不償失。因此總體來說,日軍被俘的概率是很低的。究竟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正是由於上面說到的幾個原因,再加上國民黨軍本身的組織混亂,今日我們連“國軍”精確的俘虜統計數字都很難找到,筆者蒐集到的數字大概如下:國軍俘虜的首批日軍是在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期間,但並未提及具體人數。據曾參與日俘管理工作的鹿地亙(日本左翼作家)說,“在1938年的臺兒莊、徐州戰役中聽說抓住了大批俘虜,而此前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少俘虜。在武漢戰役開始後,多少見到了陸上的俘虜。”

盤點:抗日戰場上國共兩軍各自俘獲了多少日軍 第2張

1、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成立在西安,1939年6月遷到寶雞縣。從1939年起到抗戰勝利,第一日本俘虜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戰俘500餘人”。該收容所收容的俘虜中包括“八路軍俘虜的日本兵”——抗戰的前期到1939年以前,八路軍沒有形成戰俘管理制度,俘虜的很多日本兵轉送到了這裏。另外該俘虜收容所有一些戰俘是日軍飛行員,是空襲大後方被擊落後俘虜的。

2、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始建常德,再遷長沙,隨戰事的發展,後設在貴州鎮遠縣(有分所設在重慶劉家灣),1944年2月日軍佔領獨山後,又遷到重慶鹿角場。根據資料,第二日本俘虜收容所的日本戰俘“通常是500餘人,最多時達到700餘人”。但是其中既有日本軍人,也有俘獲的日軍家屬,日本慰安婦以及替日軍服務的商人、伕役等。

到目前爲止,有據可查的國民黨方面有關日軍俘虜的數字統計也就是這些了,“國軍”只有這兩個收容所。從1937年到抗戰結束,關押的日軍俘虜(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軍轉送的),包括日軍家屬、慰安婦、商人等非戰鬥人員在內,共計大約1200名左右。此外,滇緬之戰中,根據國民黨方面公佈的資料宣稱: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共俘虜647名日軍;湘西會戰俘虜247名日軍。在這裏我們且完全相信上述數據,不考慮可能存在的誇大情況。把這些數字和兩個戰俘收容所的數字加在一起,並把家屬、慰安婦、日本商人等非戰鬥人員、八路軍轉送的日軍俘虜統一計算,“國軍”方面在抗戰中抓獲的日本俘虜總共爲2094人。

“國軍”的俘虜數據與日本史料中統計的數據較爲接近。根據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岡村寧次回憶錄》第99頁:投降後,“中國政府方面和共軍方面(極少數)移交的俘虜,1946年5月末的數字爲:陸軍1212名,海軍40名,商民106名,共計1358名。另外,從延安返回日本的戰俘約300人,200餘名俘虜死在國方戰俘營中。”以上各項數字相加共1858人。而岡村僅僅計算了被俘的日軍士兵,沒有包括隨軍家屬、役夫,以及爲數不少的韓國人、臺灣人和琉球人。還有一些日俘被提前釋放或加入八路軍,也未被岡村寧次統計到日軍戰俘數中去。“國軍”方面情況如此,那麼“共軍”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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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第865頁,在敵後戰場最困難的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我軍俘虜442名日軍。自1937年9月八路軍686團參謀長陳士榘捉住第一名日軍俘虜後,各年份統計數字如下: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虜2156人(包括拒絕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被擊潰後俘虜的日軍,)。總計6213人。是國民黨軍俘虜日軍人數的三倍。

我們再比較一下國共兩軍俘獲日軍軍官的情況來看。“國軍”抓獲的日軍最高級別軍官是中隊長(相當於連級軍官),共有2人:13師團的“宣撫班”成員長谷川敏三;日軍獨立山炮第2聯隊第5中隊中隊長鬆野榮吉。而共產黨抗日武裝俘虜的日軍中,有3名大隊長(相當於營級軍官):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大隊長柴山茂;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大隊長巖崎學;日軍47師團步兵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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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柴山茂是中國戰場在1945年8月15日前俘虜的唯一一名大隊長級指揮官。另兩名則是因日本投降後拒絕繳械而被俘虜。這位柴山茂大隊長被俘的經過很有戲劇性。根據他自己的回憶(來源見柴山茂的回憶錄《思い手》;日軍原獨混第五旅團戰友會發行的《昭和38年獨立第十九大隊結隊祭紀念集》(其中有柴山的回憶講演《迫降在八路軍中》);以及桑島節郎(在世)的《華北戰記》):他奉命離開煙臺前往威海蔘加軍事會議,因交通已被八路軍斷絕,所以乘陸軍航空兵的一架戰術偵察機前往威海。在飛行途中因爲高度較低,遭到八路軍地面部隊射擊,發動機被打壞,被迫迫降,結果被八路軍俘獲。值得重點指出的是,另有746名日軍主動向共產黨抗日武裝投誠。這對於以“死硬”著稱的日軍中簡直不可思議。

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阪谷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姦,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後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後,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志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徵兵後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凌辱,伊山志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後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餘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並肩抗日。

而被俘後加入八路軍的小林寬澄,至今仍然以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爲一生的驕傲。而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爲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鬆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後藤勇、阪谷義次郎、松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聖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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