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昌邑城東隅社區姜家大灣北埃,翠草的綠意開始褪去,碧樹在秋風的涼意中微黃。
300年前,在此居住的昌邑人,被歷史裹挾着沉浮,出走九州,爲後人唏噓憑弔。其中,李煦家族便是代表。
這個家族,有着層層疊疊的《紅樓夢》影子:李煦的生母文氏與曹雪芹祖父曹寅生母孫氏均爲康熙帝保姆;李煦與曹寅共事多年,同爲康熙帝耳目近臣;李曹兩人還有着葭莩之戚的親密關係——李煦之妹,即爲曹寅之妻、曹雪芹之祖母。
李煦的經歷,連同他的“虛白”齋號,被拆亂打碎,融進紅樓夢中。
蘇州李府半紅樓
臺灣學者皮述民先生提出“蘇州李府半紅樓”,他認爲《紅樓夢》的史事素材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於蘇州織造李家。可以肯定,取自於江寧曹家和蘇州李家這兩家的史事素材加到一起,恐怕也只佔《紅樓夢》素材的一小部分,而更多部分還是曹雪芹從他所接觸的現實生活及傳統文化中所汲取得到的。
皮述民先生在分析《紅樓夢》處理史事素材時說,“可知雪芹不是要把許多史事寫到像,他是有意要把它們寫到不像”,但“在不像之中,有其象徵的意義和影射的痕跡”。
正可謂,假作真時真亦假。在真實的歷史中,蘇州李府的頂樑柱李煦,卻真切地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留下一串串足跡,也爲那個時代的宦海風雲留下清晰縮影。
“李煦,本姓姜。他的父親是李士楨。”昌邑市博物館研究員王偉波先生介紹道。
昌邑姜氏,始於北宋靖康年間。姜氏始祖姜喜爲避金亂,自東牟寧海彤嶺遷入昌邑北岔河莊(今高戈莊)。昌邑姜氏數百年來一貫秉持耕讀傳統,尤以醫術見長。
自元末姜叔寶爲地方醫官,家族醫聲大盛,入明以後更是數代御醫。自六世姜鏜始,家族以科舉入仕;九世姜默若,即李士楨祖父,習科舉之道。姜默若生三子,姜沱、姜淘、姜演,姜演即爲李士楨父親。
本可安心耕讀的姜氏族人,在歷史浪潮中,亦如一葉扁舟,飄蕩難定。崇禎十五年(1642年),清軍第二次攻入河南、山東等地。臘月初八,昌邑城被數萬清兵圍困,城內書生在寒冬中換上鐵甲,在城頭誓死抵抗。十六日晨,清兵架木梯攻破昌邑城,城頭官紳士子烈烈而死者70餘人。
23歲的姜士楨與他的父親姜演在守昌邑城東南角時,城陷被清軍擄去。而他的族兄姜士枟、族人姜自茂、姜惺法、姜恂法、姜鯉等皆壯烈殉難,姜自茂之孫姜侗守東城,一家二十餘人並死,可謂慘烈。
血雨腥風后,崇禎十六年(1643年)初,清軍班師。姜士楨隨軍來到遼東,被正白旗佐領李西泉認爲義子,遂由姜氏改姓李氏。
轉眼到了大清朝的順治四年(1647年),清廷在八旗中選舉人才,李士楨以貢生的資格參加廷對,中取第十六名,授長蘆(滄州)鹽運判官。自此,開啓了他的宦海生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李士楨調任廣東巡撫。他提出了勵官方、肅武備、端士習、清錢糧、慎刑獄、革火耗、禁私派、除私稅、嚴保甲、弭盜賊、釐鹽法、飭海防、省訟詞、勸輸將、汰冗役、省差擾十六條爲政方針,對整頓三藩之亂後的廣東起到積極作用。
康熙二十六年,李士楨舉薦了潮州知府林杭學。因林杭學曾投效吳三桂,故此事受到了左都御史王鴻緒的彈劾,李士楨乃引咎辭職。另李士楨與權臣鰲拜交往過密,則是此次被參辭職的幕後原因。
李士楨離任之日,士民罷市,奔走相告,夾道送行,併爲他立祠於五仙門外,又入祀省城名宦祠。致仕後,李士楨定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栽花置草,作文讀書,過着簡樸的生活。後康熙帝南巡北歸,曾駕臨李士楨宅第,慰勞再三。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75歲,葬於通州紅果園。
“李士楨雖改姓李氏,但他始終未忘昌邑姜氏家族,併爲團結宗族,倡修族譜,促進姜氏家族的發展作出努力。”王偉波介紹道。
《昌邑姜氏族譜》由六世祖明鳳陽府通判姜鏜創修,再修於九世的姜默若、姜默鈍,清兵圍城時毀於戰火。康熙十七年,姜揚波與姜士楧主持重修族譜,得到李士楨的大力支持。
李士楨在《昌邑姜氏族譜·序》中說:“一日以從兄揚波所集宗譜相視,遂各撫然揮涕,知所本源……迨調撫粵東,適弟士楧、侄孫舜齡省餘於署,復將前編出而會同,遂逐一考訂,方釐然稱可觀也。”
李士楨在關注姜氏家族發展的同時,時刻不忘教育兒女不忘本,至其子李煦時與姜氏家族交往更爲密切。
康熙三十六年,李煦遵父親遺願,於蘇州織造府刊刻《姜氏族譜》,並請著名文學家尤侗及同鄉進士、江西巡撫張志棟作序,李煦也親爲作序。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李煦生於1655年,自幼受到李士楨的良好教育,母文氏爲李士楨的第二房夫人。”王偉波介紹道。
康熙九年,16歲的李煦以父蔭入國子監讀書。在國子監的濃厚氛圍中,李煦開拓了視野,學識也得以精進。
康熙十三年,期滿學成後,李煦即被授任爲內閣中書,步入仕途。之後,在廣東韶州、浙江寧波任知府,頗顯政治才能。此時,李煦即引《莊子·人間世》中“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給自己取“虛白”之齋號。
康熙二十七年,李煦返京充任暢春園總管。由於他做事幹練,謹慎敏捷,受到康熙皇帝的賞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由蘇州織造調任江寧織造,李煦出任蘇州織造,任職達30年之久,其間四迎聖駕,是康熙皇帝的耳目近臣。
彼時,兩淮鹽稅收入是清廷的主要財源之一,需得力的官員整頓主持。以往巡鹽御史每年一更替,任期過短,不能盡職盡責,康熙帝特命李煦與曹寅兼監察御史管理兩淮鹽政,並令他們交替管理,以十年爲期。
曹寅、李煦更替巡鹽,要想對付狡猾的鹽商,不能各行一套,政策上必須相互銜接,“同事一體”,否則將“一損俱損”。李煦常以兄長的身份誡勉曹寅,小心從事,以免陷入深潭。不管怎樣,在巡鹽任上,共同的利益使他們“既以共答君恩,而至親骨肉亦且永以爲好”。
“李煦與曹寅的交往是李、曹兩大家族交往的延續。康熙時,曹寅的父親曹璽便出任江寧織造,李士楨任廣東巡撫。而此時,李士楨的妻子文氏與曹璽的妻子孫氏同爲康熙帝的乳母,李煦的妹妹又嫁於曹寅,這使李、曹兩家的交往更爲密切了。”王偉波介紹道。
以前學者研究曹雪芹祖母李氏的家族,總圍繞李煦進行。李家與曹家世代交好,正如《紅樓夢》所述,兩家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關係。李氏的生活背景也與《紅樓夢》中的史太夫人相仿。李煦奏摺裏說“聞臣妹曹寅之妻李氏”,曹頫也說“奴才母舅李煦”。因此,紅學家往往想通過考察李煦的生平來了解一些李氏的情況。
一直以來,很多學者認爲,曹雪芹祖母李氏爲李煦的胞妹、廣東巡撫李士楨之女,是山東昌邑人。那麼,李氏是不是李煦的親妹妹呢?
在《李士楨墓誌銘》記載得很清楚,李士楨有六子一女,長即李煦,一女嫁的卻不是曹寅,而是周承詔。文獻中沒有記載李士楨有女嫁於曹寅,那麼嫁給曹寅的這位李煦之妹又是誰的女兒呢?
周汝昌先生依據杜臻作的《李士楨墓誌銘》分析,曹寅之妻李氏並非是李士楨之女、李煦胞妹,這點他在《紅樓夢新證》裏已有論證。後來,有學者在朱彝尊的《竹垞文稿》發現了一篇墓誌銘,墓主人叫李月桂,歷官光祿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廣西按察使,而這正是曹寅真正的老岳丈。
李月桂的墓誌銘中說:“公諱月桂,字含馨,別字仙崴,瀋陽中衛人。女五人:一嫁塗中坦,廕生;一嫁張益,貢監生;一嫁曹寅,官內戶部,督理蘇州等處織造府……”
墓誌銘中明確記載了李月桂的三女兒嫁給了蘇州織造曹寅,說明曹寅之妻李氏並非李煦本家的姜姓之女,更非其胞妹,而是李月桂的女兒。曹寅之妻李氏與李煦同姓李,並以兄妹相稱,卻又非同族兄妹,那麼只有一種情況,李士楨的義父李西泉和李氏的父親李月桂有某種尚待考證的親緣關係。
據墓誌記載,李月桂有文煥、文炳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大概沒什麼風雅,所以我們見不到曹寅和他們交往的史料。“反倒是和隔得遠一房的李煦關係甚密。所以李煦說的‘臣妹’,實際上是堂妹。”王偉波分析說。
老江湖與多孩氣
雖然是親戚,可在工作中,尤其是對整飭鹽法、懲治私梟的態度上,李煦與曹寅有時意見相左。李煦寫信給曹寅道:“吾兩人蒙皇上特恩,視鹽兩淮,各欲黽勉供職,以仰報朝廷,而所行之事,未免彼此殊途。”
在官場上,性格亦能決定命運。比曹寅長三歲的李煦,之所以與曹寅難以步調一致,是因爲他們的行事風格不同。李煦富於老練,內心追求虛白,可處理問題時卻能寬嚴相濟,相時而動。這與他平生複雜的爲官經歷有關,他是官場老江湖,所到之處無不“頌聲大作”,甚至立碑建祠,以“佛子”稱之於世。
曹寅則不同,他是承襲父業而任江寧織造的,沒有做地方官的經歷,且秉性耿直,處事不擅圓滑,正像李煦所說的“性情行事每多孩氣”。李煦常以老大哥的身份,提醒曹寅爲人臣之道。
有清一代,織造府是內務府廣儲司的下屬,主要負責爲皇室提供絲織品及江南珍稀物品,一般由五品的郎中或員外郎管理。在蘇州、江寧這些江南中心城市,知府都是從四品,與織造同級別的官員就多如牛毛了,他們職小位卑,一般不具備直接向皇帝上遞奏摺的資格。
李煦與曹寅雖官爲織造,可他們的特殊身份有着皇家因子。李煦生母文氏與曹寅生母孫氏均爲康熙帝保姆;曹寅年輕時曾擔任過康熙的伴讀及侍衛。康熙與曹寅不僅是君臣關係,而且有總角之交。康熙帝曾對李煦說“曹寅與爾同事一體”。
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中,作爲織造的李煦與曹寅的奏摺比封疆大吏都要多,且內容多涉及民情風俗、官員貪廉等,皆非本身的職責。李煦、曹寅作爲中層官吏,不僅可以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摺,還有密摺專奏的權利。
李煦於康熙三十一年接替曹寅出任蘇州織造。上任後,他並不習慣向康熙帝奏報本職之外的事情,所以在奏摺中說:臣無地方之責,不應瀆陳。康熙帝給其批覆說:秋收之後,還寫奏帖來。
自此以後,李煦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給康熙帝上密摺,上奏的內容從天氣變化、糧食價格這些瑣碎的事情到地方政治、官員隱私等。
“從現存的李煦奏摺來看,李煦自己除經常有密摺外,還會同地方總督、巡撫將軍、提督及漕總等會疏具題,與江寧織造、杭州織造共同會議也由李煦具題;甚至地方巡撫的密摺都由李煦代呈。”王偉波分析道。
李煦在江南是康熙帝的耳目,也是他的心腹。一些不便公開傳達的事情,康熙帝會交予李煦處理,如康熙四十五年三月給李煦的硃批中說:“另有上諭一封,爾使人密送到巡撫處去,不可遲誤。”
而李煦對政局的看法也可左右康熙帝的決定。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場案發生,年末朝廷派欽差大臣來揚州會審,次年十月結束。在這期間,李煦十次密奏會審進程和江南民意,最終康熙帝拋開會審結論,依李煦的意見處理了此事。
除去政事,李煦與康熙帝還通過密摺進行私人交流。如康熙帝在三十一年七月李煦的請安折中說:“朕五月間,偶感時氣,後變瘧疾,至二十九日方痊。今已大安,如平時一樣。”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因家人途中遺失進折,自請處分並補繕折,康熙硃批道:“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這兩件事即充分說明了康熙之與李煦,實非“外人”,而是視爲心腹。
康熙帝不僅會把自己的身體狀況告訴李煦,甚至連作爲皇家機密的起居,也會告訴李煦。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給李煦的批覆中便提前告訴了自己的行程計劃:“七月盡間,即哨鹿起身。”
四次“萬囑”難救曹寅
君臣的蜜月期,總無定數。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請安摺子之中,附奏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訊息。奏摺中說:“恭請萬歲萬安。竊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雲翼,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癰,醫治不痊,於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年五十八歲,理合奏聞。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伏乞聖鑑。”
這種通報大臣去世的消息必須另摺奏報,決不可混在一起,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李煦這個奏摺犯了基本的忌諱,十分糊塗。
康熙見了這大不吉利的奏摺,自然很不高興,但申斥的語氣中還帶幾分幽默。硃批:“請安摺子,不該與此事一起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哪去了?”李煦見到御批,自然嚇得魂飛魄散,急忙上奏謝罪,痛自懺悔。康熙批:“知道了。”
“從現存的曹寅奏摺看,曹寅給康熙帝奏報的內容也與李煦有相似之處,多是關於地方天氣變化、農業收成、糧食價格或是地方官員情況等。”王偉波介紹說。
李煦、曹寅與康熙的密切關係在曹寅重病這件事上表現得更爲突出。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奉命到揚州辦理刻印《佩文韻府》事宜,染上瘧疾,病勢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請他上奏,向康熙討藥。
事不宜遲,七月十八日,李煦的密奏便到達康熙帝手中:“江寧織造曹寅於六月十六日自江寧來至揚州書局料理刻工,於七月初一感受風寒,臥病數日轉而成瘧,雖服藥調理日漸虛弱……曹寅向臣言:我病時來時去,醫生用藥不能見效,必得主子聖藥救我。但我兒子年小,今若打發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邊又無看視之人。求你替我啓奏,如同我自己一樣。若得賜藥,則尚可起死回生,實蒙天恩再造等語。”
康熙得奏之後,立即硃批:“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賺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泄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濟(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蔘,今得此病,亦是人蔘中來的。奎寧(原文用滿文)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康熙連寫四次“萬囑”,又差驛馬趕急將藥送去揚州,限九日趕到,可見對曹寅十分愛護關心。奎寧原是治瘧疾的對症藥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併發症,不治逝世。
五大無底洞鉅款虧空
康熙帝對李家和曹家的照顧是看在李煦與曹寅的情分。蘇州和江寧作爲江南重鎮,一品、二品大員的衙門不在少數,康熙帝六次南巡,四次駐蹕蘇州織造府和江寧織造府,極少住在那些大員的衙門中。這當然是康熙帝對李、曹兩家的格外恩典。
恩典有時如枷鎖一般,讓人難以招架。康熙數次南巡,江南織造府爲了應酬、逢迎,動支庫銀,虧空很大。尤以蘇州織造李煦、江寧織造曹寅爲甚,李煦計虧空庫銀五十餘萬兩。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兩江總督噶禮參奏曹寅、李煦,密報康熙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公開彈劾。康熙把李煦、曹寅看成是“家人”,自然不會同意噶禮公開彈劾。
可事關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諄諄告誡曹寅和李煦,需設法補上虧空。江南虧空案暴露後,康熙深知其中情由,一面私下諭令李煦、曹寅設法補完,一面派張鵬翮審查此案。
同時,康熙帝還千方百計爲曹寅、李煦開脫。他諭大學士:“虧空之由,皆因南巡費用所致,若不聲明,反屬不宜。”此後又命巡鹽御史李陳常代賠虧空。
康熙在諭旨中說:“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故將伊所欠銀廿四萬兩,令李陳常以兩淮鹽課羨餘之銀代賠。”然後他又覆命李煦巡鹽,以利於完補虧空。巡鹽是獲取重利的肥差,李煦用從中獲得的部分餘資以彌補織造任上的花費,這一點他心知肚明。
曹寅死後,康熙爲保全曹家的江南家產,免遭搬遷的損毀,特命曹寅之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兩年後曹顒病故,康熙又命李煦親自主持將曹寅的侄子曹頫過繼過來,接任了江寧織造的職務。彼時,曹頫年幼,李煦明裏暗裏幫了很多忙。可以說在曹寅這棵大樹倒了之後,是李煦幫着撐起曹家的天。
康熙五十六年,李煦虧空補完,使康熙去了一塊心病,他非常高興,加升李煦戶部右侍郎銜。李煦感激無比,在謝恩折中說:“知蒙萬歲垂念虧空補完,特敕議敘,授奴才戶部右侍郎之銜,聞自天命,感恩無地矣……”
李煦之所以虧空如此鉅款,概由如下幾個無底洞導致:一是鹽商們虧欠;二是織造任上織戶預支錢款;三是接駕開銷;四是“打點”之費;五是家庭開支過大。
剜兄之肉,以補弟瘡
在家庭開支中,除李煦自家之外,還來自他在京中的弟弟們。據李士楨墓誌銘中記載,李煦爲李士楨長子,其下有異母弟五人,分別爲李燿、李炘、李燦、李炆、李禕。
這些弟弟沒一個是省油的燈,皆不聽管教,任意妄爲。京中諸弟不僅把祖產王瓜園土地分盡,還不斷向李煦索要財物,讓他不堪其擾。
康熙四十八年前後,李炘向李煦索要銀兩,李煦措銀五百兩交人帶回。他感嘆道:“剜兄之肉,以補弟之瘡,想用銀之時亦當三嘆也。”
李煦的坐京家人還常受八旗王爺們的索詐,家人們不敢不應,導致李煦債務繁重。李煦在給家人的信中說,此後他歸於“窮織造衙門,分釐無出”,已經諭令京中管事之人,不許再應京中爺們。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此時,李煦再次管理兩淮鹽政,貌似重新風光了。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這次管理鹽政,純粹是爲了彌補虧空,清欠錢糧,心頭之焦慮可想而知。
饒是如此,李炘仍看不到李煦的艱難處境,張嘴問李煦要錢度日。李煦只得籌集一百兩給他,同時告誡不得再以他的名義去借債。可見,李炘不僅派僕人不斷向李煦要銀子,而且還假借李煦名頭借錢。
李煦諸弟仰賴李煦過着奢靡的生活,連康熙都知道。康熙還知道李煦諸弟的種種表現是導致李煦債務深重的原因之一。康熙五十五年李煦再理鹽政之時,他嚴令李煦不得再“以銀錢饋送親朋,分給兄弟,以致錢糧積欠不能補完,罪不容於死,決不饒恕”。
此時李煦已60多歲,虧空幾十萬兩,而諸弟似乎不念兄長之難,仍然想從其身上盤剝,真令人氣憤而又無奈。
除了兄弟的拖累,李煦的孩子李鼎也讓他操碎了心。李鼎是康熙三十三年李煦40歲所生之子,比曹雪芹年長20餘歲,青少年時期曾身歷過繁華富貴的生活;從曹、李兩家的關係來說,他可算是曹雪芹的叔輩。他從小在家庭的嬌寵中長大,養成了奢華靡費的性氣,雖不乏聰敏,但卻是個典型的紈絝公子。
清人顧公燮的《顧丹五筆記》記載說:織造李煦蒞蘇三十年,管理滸關稅務,兼司揚州鹽政,恭逢聖祖南巡四次;克己辦公,工匠經紀,均沾其惠,稱爲李佛。公子性奢華,好串戲,延名師以教習梨園;演《長生殿》傳奇,衣裝費至數萬。以致虧空若干萬。吳民深感公之德,惜其子之不類也。
據皮述民先生推斷,李鼎在品德上似有重大缺失,以致李煦和妻子韓氏多次賣老臉,想給李鼎弄個一官半職,卻均遭康熙這個在其他方面處處破格關照李煦的“老主子”的婉拒。
從康熙對同樣是耳目之臣的江寧織造曹寅的子、侄曹頫的破格安排來看,康熙多次婉拒李鼎確似頗有深意。
報應遠在兒孫近在身
食盡鳥投林,總有秋後算賬時。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崩。知道了太多祕密的李煦,被雍正帝納入“殺雞儆猴”的名單中。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十,即令兩江總督查弼納複查李煦虧空一案,並借李煦奏請不合,罷官免職。
查弼納在江南的煙花春色中,鼓搗了一陣子後,跟皇帝打起太極,於雍正元年六月十四日上了一折。雍正帝看後,極爲不滿:“奉旨:朕覽查弼納查抄李煦家產一折,殊爲不嚴。其家人應用刑者亦未用刑。如今其管家湯踩柱、郭茂雖死,但其子弟等家產,並無詳加追究。此輩皆爲富戶要人,理應嚴查。李煦乃行止不端之人,在織造多年,又曾在兩淮任事五年,虧空皇上錢糧三十八萬餘兩。今查抄蘇州、京城家產折銀十二萬餘兩,尚欠二十五萬餘兩。將此折發回,著其再行嚴加查訪,必須查出其家人、商人內所藏家產、貨物,一併歸入所欠錢糧項內。”
此旨一下,大獄遂起。據初步統計,李煦家除217名僕人被變賣外,被審訊、夾訊、拷打者,竟有54人之多。除李煦父子外,尚有與李煦有瓜葛的幕僚、家人、朋友、商人,甚至對李煦家人郭茂之妾舒氏也進行夾訊並嚴刑拷打。
如是折騰了兩年,“除京城所查出李煦家產外,其蘇州先後查出之家產等項銀兩,賠補其虧空後,尚餘銀六萬六千八百零五兩,制錢一千四百。”這樣看來,李煦虧空罪名其實已不復存在。
好不容易消停下來的李家,緊接着捱了致命一棍。雍正五年二月,李煦再次入獄,交刑部議處。身陷囹圄的理由是,早在康熙五十二年,他曾受兩江總督赫壽之託,爲雍正的政敵、康熙第八子胤禩買過侍女五人。刑部議斬,雍正念其前勞,特恩從寬發遣到打牲烏拉。
就這樣,李煦在兩個傭工的陪伴下,牛車出關,霜風白草,彌望幾千裏。打牲烏拉在今吉林省,當時發配到此處的人無屋棲身,無資耕種,又困於徭役苦寒,遠離鄉土,音信不通,多半有去無回。李煦發往此處,實與斬首無太多差別。
在此千里無人煙的地方,李煦僅與傭工相依爲命,敝衣破帽,食不得飽。可他恆誦聖天子不殺之恩,安之怡然。二子遠隔京師,親人無一在側,孤苦之情,難以名狀。
雍正七年,東北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李煦溘然長逝,時年75歲。
11年後,李煦的堂弟、曾任徐州知府的姜焯,在昌邑老家隱居。鑑於李煦被抄家的慘痛教訓,82高齡的他作《羣生自造化說》。他說“目前親睹報應之遠在兒孫,近在身者,指不勝屈”,所暗指的即是其堂兄李煦家族的衰敗。鑑於前事,姜焯提出了“自造化”三個字作爲對家族子孫的告誡,並書刻板,謹懸祠堂之側,垂示子孫,要求後人以此爲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