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行動遭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也被迫走上了政治解決爲主的道路。
以色列人是黑九月事件的受害者，得到了除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國際社會的比較普遍的同情。因此，當以色列進行軍事報復的初期，國際社會暫時容忍。如1973年4月，以色列國防軍特種部隊發動了“青春之泉行動”，不僅打死了“法塔赫”組織的三個重量級人物，還進攻了難民營和幾座軍火倉庫，造成幾百名巴勒斯坦人的死傷。考慮到這次行動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國際和地區影響，以色列領導人擔心這會引起世界各國和聯合國的譴責，甚至引起經濟制裁。但是，對於以色列這一殘忍的以暴制暴的恐怖行爲，西方媒體並沒有給予應有的譴責，有些媒體在報道時反而帶着某種程度的讚賞。所有的報紙都認爲，這次進攻反映了典型的以色列眼光和軍事創造力。
但是，以色列所採取的以暴制暴行動顯然也是一種極端的、恐怖主義的行爲。雖然“摩薩德”首腦扎米爾聲稱以色列人的目的是“在歐洲結束這種恐怖”，但其行爲與“黑九月”如出一轍，其殘忍程度與慕尼黑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況且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它的這種做法自然更爲國際社會所不齒。美國學者西蒙·瑞福認爲，雖然以色列官員聲稱“上帝之怒行動”是爲在慕尼黑被殺害的運動員家庭報仇，但是“很少有親屬想要對巴勒斯坦人進行這樣一種暴力的清算”。尤其是1973年7月，“摩薩德”特工在挪威追殺薩利邁時發生了誤殺事件，引起國際輿論的嚴厲譴責。“摩薩德”名聲一落千丈，其處境正如扎米爾在一次“摩薩德”會議上指出的那樣：假如巴黎的一輛公共汽車壓死一個巴勒斯坦人，人們都會指責是“摩薩德”把他搞死的。迫於壓力，梅厄總理暫停與“上帝之怒行動”有關的一切行動。1974年初，扎米爾被解除了“摩薩德”首腦的職務，他一手策劃的“上帝之怒行動”實際上已經停止。之後，隨着國際社會對巴以衝突問題越來越重視，許多參與當年報復活動的人也對以色列行動的效果進行了反思。如堅決主張對黑九月進行恐怖報復的雅裏夫將軍反思說：“如果冷靜思考一下的話，我會問殺害這些人在政治上有什麼益處?它使我們更加接近和平了嗎?它能使我們與巴勒斯坦人相互瞭解嗎?我認爲沒有!“上帝之怒行動”的總指揮巴拉克後來也成了中東和平的積極鼓動者，1999年7月出任聯合政府總理後更加熱情地推動巴以衝突的和平解決，積極與阿拉法特談判，並於同年9月達成了沙姆沙伊赫備忘錄。
慕尼黑黑九月事件是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巴以衝突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導因於巴以衝突，又使巴以衝突更加激化。它以恐怖爲開端，又帶來了更多而且更加血腥的恐怖。它雖然暫時爲阿拉伯人出了氣，但是由於以色列人的報復和阿拉伯人的反報復，因而成了此後雙方無休無止的恐怖活動的開端。慕尼黑奧運會事件“延緩了中東的和平事業許多個月甚至許多年”。這種以暴制暴、以恐怖對付恐怖的手段的結果完全無助於巴以衝突的解決。雙方後來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在國際社會的干預下坐在了談判桌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