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世界近代史，人們注意到一個顯著的現象，即最早從殖民主義枷鎖下襬脫出來的兩個地區——英國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其後來的發展完全不同。英國北美殖民地——現在的美國——已經成爲全世界最發達的地區，它從獨立後開始鍛造統一的民族國家，並且在經濟上欣欣向榮，充滿活力，一派興旺景象。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在獨立前明顯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現在卻仍舊在“發展”的泥淖中苦苦掙扎，似乎怎麼也跳不出“欠發達”的陰影。然而人們不應該忘記，拉丁美洲是繼英國北美殖民地之後掙脫殖民鎖鏈的第二個地區，從它在獨立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及資源條件看，它的發展潛力無論如何也要比北美洲好。那麼，拉丁美洲爲什麼發展不起來?它爲什麼至今仍然是“第三世界”?看來，只是獨立這一因素並沒有爲現代化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中卻蘊含着後來發展的障礙。儘管在20世紀有一些學者把不發達歸咎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存在，歸咎於“中心”對“邊緣”的剝奪;但拉丁美洲內在的因素卻構成對現代化發展的強大阻力，使拉美的發展十分艱難。本文試圖對拉丁美洲的獨立過程進行分析，以探討拉丁美洲現代化從一開始就出現的重大失誤。
(一)
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充滿了暴力，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起，歐洲人就對拉丁美洲進行武力征服，在大約一個世紀時間裏，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滅，有些地區，比如加勒比海一些島嶼上，幾十萬印第安人一個也沒有剩下，不得不從非洲運來黑奴填補他們的空缺。征服留下一個複雜的社會，由於征服主要靠軍隊進行，男性移民在征服者中佔主要部分，這樣就造成一個複雜的人種金字塔，在頂端的是征服者自己，即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島人”。低一等的是殖民地出生的土生白人，他們不可以擔任高級官員，然而卻控制着殖民地的地方社會，是地方上的豪強劣紳。再往下是歐印混血人，這在西班牙美洲數量龐大，在許多地方占人口多數，但他們既不被西班牙文化傳統所認可，又不是印第安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是一種文化上的“棄兒”，在殖民時期備受欺辱，心態十分複雜。與之相似的是黑白混血人，其地位比歐印混血人更低。再往下還有純粹的有色人種，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這樣一個人種複雜的社會必然蘊含着複雜的文化內涵，人種的區別和文化的區別糾纏在一起，而且與社會階層之劃分交叉重迭。於是，人種、文化、社會地位、經濟狀況、政治權利等等所有差異都攪成一團，在拉美的殖民地社會佈下了一道道裂痕。
除這種社會的分割之外，又增加地域的分割，使拉美社會更加分裂。美洲南部地形複雜，有重重的地理障礙，中美洲中央就有兩道山脊，把狹長的地峽分成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兩部分。南美洲安第斯山脈縱貫南北，山勢險峻，把居民點包圍在一個個海拔2000-4000米高的山谷盆地中。亞馬遜河流域寬廣近500萬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人跡罕至的原始熱帶雨林。沙漠形成第三大障礙，使本來就複雜的地形變得更加複雜。由於地形複雜，交通就十分不便，南美洲主要河流大多無法通航，陸路交通又十分有限，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祕魯仍有30個省城無公路與外界連通，運輸工具從騾車、馬背直至肩擔手挑一應俱全。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分割狀態就可想而知了，一位英國地理學家在1960年寫的書中還這樣說：拉美的居民實際上分裂成“一連串的羣落，如大海隔開的島嶼，被其實是無人居住的森林與荒漠分割開。”事實上，拉美多數人口居住在環大陸一圈的城市集鎮中，其中大多數集鎮人口不多於400人。內地則是一些極分散的居民點，莊園是其活動中心。大莊園可以是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英畝的大牧場，牧場上的工人寥寥無幾。在這樣一種地理環境中地方主義是顯而易見的後果，而且這種地方主義極其狹隘。雖說拉丁美洲有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但共性是想像中的，事實上並不存在。彌散於拉丁美洲的是地方文化、地方特性、地方生活方式和地方認同感，它所造成的政治後果就是——它很難形成統一的政治權威，正如一位波多黎各總督所說：拉丁美洲“要麼是獨裁，要麼是混亂。”
在殖民時期，這種分散狀態被殖民的專制統治掩蓋了。西班牙本是專制國家，在它統治的廣大拉美地區，完全實行集權統治。西班牙把西屬拉丁美洲分成幾個總督管區，由西班牙國王委派總督，對殖民地進行直接的管理。在這裏，重要的官員都是從母國派來的，也都直接對西班牙國王負責。只有“半島人”纔有最充分的權力，哪怕是土生土長的白種人，也被排斥在全局性的政治活動之外。因此，專制的傳統由母國傳給殖民地，西班牙國王依靠由“半島人”組成的龐大的官僚機構及直接由本國派來的龐大軍隊維持着殖民地表面的平靜，使之看起來像一個統一的實體。在這個實體中，儘管社會佈滿裂痕，族羣與地域的分割愈演愈烈，但西班牙國王的權威是最高的權威，這一點在整個殖民地都得到承認。
但殖民地獨立運動卻否定了這個權威，使各地都不再服從西班牙的統治。拉丁美洲內在的矛盾立刻就暴露無遺：作爲一個高度渙散的社會，它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威，但高度集中的權威在高度分裂的社會中根本就無法形成。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未能提供必要的權威，致使拉美社會陷於瓦解的狀態。
(二)
我們不妨把拉丁美洲的獨立和美國的獨立做一番比較。北美獨立運動開始時，英國已是君主立憲制國家，議會掌管國家政權，權力分散在各個層面上，就是殖民地電和母國一樣，有民意代表機關，因此有自治傳統。獨立運動開始後，英國的權威被否定了，代表機關立刻就遞補上來;“人民主權”這種思想本來就隱含在英國的制度中，而它的執行機構又是現成的，即各殖民地議會。於是，很快就召開了各殖民地都參加的大陸會議，而大陸會議也立刻成爲所有殖民地都承認的最高權威，因此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沒有出現權威失落的現象，相反由於一切權力轉歸由民選產生的代表會議，獨立運動同時也就成爲一場靜悄悄的政治革命，最終使“人民主權”這個思想第一次在政治實踐中體現出來。在獨立戰爭中，大陸會議指導戰爭，組建軍隊，任命高級指揮官，徵收戰爭稅款，召募兵員，開展外交活動，儼然是各殖民地的最高同盟政府;最後，大陸會議制定憲法，宣佈了新國家的誕生。在這個過程中，“人民主權”得以確立，正如美國聯邦憲法開宗明義所說：“我們，合衆國的人民……爲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爭取自由幸福，因而給美利堅合衆國制定和確立這套憲法。”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卻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軍隊的“解放”。由於社會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難發動起來，於是只好靠軍隊來“解放”人民。具體的過程是：聖馬丁率領一支軍隊從阿根廷進入智利，再從智利挺進祕魯;玻利瓦爾領導另一支軍隊先解放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然後打進祕魯，最終剷除西班牙殘餘勢力。人民的被動狀態使“人民主權”不可能出現，於是軍隊這種最顯而易見的暴力權威取代了西班牙國王的權威，成爲最高的政治權力。關於這一點，“解放者”玻利瓦爾早就有所預料，還在1815年，獨立戰爭剛剛開始時，他就從國外對他的祖國說：“我們的同胞不具備我們北美兄弟所著稱的那種能力與政治品德，完全的民衆制度不會給我們帶來好處……而只會把我們推向倒臺。”他因此主張在南美建立總統終身制(也就是獨裁)，以避免“解放”後的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但現實比波利瓦爾估計的要糟得多。在拉丁美洲獨立戰爭中，軍隊成爲權力的中心。軍隊打仗，解放國土，組建地方政府，指派自己的軍官擔任各地長官，徵收軍稅，徵募士兵，從軍事到民政的一切事務都由軍隊做決定，軍隊就是政府，軍令就是法令，獨立的拉丁美洲從一開始就置於軍人掌管之下，軍官的意志統治國家。然而遺憾的是，軍內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權威，社會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於任何人都無法建立超出於狹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權威。軍隊內部派系林立、軍官互鬥，軍人們沒有政治理想，他們很快就以爭奪權力爲能事，毫無政治原則。美國學者坦南鮑姆說：拉丁美洲獨立“不是一個有中央指導機構的有組織的運動，它沒有大陸會議，沒有單一的公認領袖如華盛頓，它沒有可以向運動提供經費或召募軍隊的代理機關，大陸的每一個部分都各自爲戰，沒有中央指導，沒有受承認的中央領導層。也沒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是一個超前的運動，人民並沒有做好獨立的心理準備，只是由於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國王才觸發了拉美人的反感：他們不願接受拿破崙的統治，拉丁美洲才宣佈打算“獨立”。但西班牙的權威一旦解除，權力的真空狀態就立即出現。西班牙國王本來是西屬拉丁美洲殖民地唯一公認的權威，一旦這個權威喪失，一切權威也就全都沒有了。於是軍隊遞補進來，“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電立刻就變成動盪的根源。權威的喪失在軍隊中表現爲將領之間互相不買帳，即使是獨立運動的領袖也控制不了內訌四起的局面。對此，獨立運動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是意識到了，“祕魯護國公”聖馬丁留給這個國家的最後一個忠告是：“一位幸運的軍人……執政，對重新建立的國家是可怕的。”“解放者”玻利瓦爾在爲他的國家奮戰了20年之後失望地說：拉丁美洲是“難以統治的”，“一千次動亂就必定會引起一千次篡權”，他預言：“將有許多暴君從我的墳墓上崛起……把內戰打得血流成河。”
預言很快成爲現實，老一代領導人還在掌權，將軍們就開始了奪權行動。聖馬丁不在祕魯，祕魯立刻發生軍事政變;他雖然平定J，這次叛亂，但這已足以使他心碎。他回到智利，智利又發生推翻奧希金斯將軍的政變。他回到家鄉阿根廷，阿根廷正忙於打內戰。於是他踏上了去歐洲的流亡之路，在悲憤與貧苦中了其餘生。玻利瓦爾完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事業，卻面對着他自己將領們的衆叛親離：派斯在委內瑞拉自立山頭，桑坦德在哥倫比亞發動政變，並策劃了刺殺玻利瓦爾的行動。玻利瓦爾被迫實行獨裁統治卻又在良心的驅使下自動放棄權力，隨後走上了自我流亡的路途。不久後，這位獨立運動最著名的領導人在47歲的英年之時就客死他鄉。他最能幹也是最有理想的將領蘇克雷元帥在治理玻利維亞時被政變推翻，不久後又死於非命，被背信棄義的部下暗殺了。
既然獨立戰爭的最高統帥都阻止不了陰謀與政變;那麼拉丁美洲的前途就必然很暗淡了。隨着早期這批理想主義的領導人退出舞臺，拉丁美洲的政壇就留給了獨立戰爭中那批二流的將領：他們各佔一方，專橫拔扈，靠軍隊實行強暴的統治，彼此間又互不服氣，互相討伐。這樣，拉丁美洲就徹底肢解了，權威喪失造成了社會的根本瓦解，而這本來是符合拉丁美洲的分裂狀態的，將軍們靠武力上臺，然後又被有武力的其他人趕下臺。一個武夫就獨霸一塊地盤，對來自其他方向的任何命令不予理睬。這些人就是拉丁美洲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考迪羅”，按《劍橋拉丁美洲史》作者的說法：“考迪羅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人”，“他們發動他們的追隨者向法定的權威挑戰，或者通過暴力或暴力威脅攫取權力。”@考迪羅給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軍人統治的模式也因此在拉丁美洲固定下來。假如當初拉美殖民地也能像北美那樣形成人民代表會議的權威，那麼拉丁美洲也會和北美一樣順利地向現代化強國方向發展;但人民的權威在拉丁美洲是不可想像的，於是就造成了獨立後一切法定權威全部喪失的局面。坦南鮑姆說：拉丁美洲獨立“摧毀了合法的政治權力而沒有提出同樣也合法的替代物。獨立戰爭結束後，沒有人知道政治權力在哪裏，誰是西班牙國王合法的繼承人——誰來繼承他的權威、他的影響、他的威望、還有他近乎神聖的性質?誰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者，誰是窮人的衛士、正義的源泉?……拉丁美洲人把象徵着合法政治權力的東西全都丟掉了，這個真空直至今日都還沒有填上。”拉丁美洲的悲劇說明：權威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丟失的;對於新擺脫殖民統治(或新推翻專制統治)的國家來說，人民的權威應該立刻就遞補上!
(三)
獨立戰爭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制約着拉丁美洲的發展。
首先看看這些數字：
據統計：在拉丁美洲獨立後的近150年時間裏，總共發生過不下550次軍事政變，“還不包括未遂事件。”如果這個統計準確，那就意味着在當時20個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中，平均每個國家發生過近30次成功的軍事政變，每隔五六年就要發生一次。
一一在其中有些國家，軍事政變的頻率遠比平均數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紀不到100年的時間裏出現過72個執政者，其中60個靠暴力上臺。玻利維亞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發生過179次政變，平均每兩年更換三次政府，最頻繁時是兩天出現三個總統。
獨立後150年中，拉美國家制定過大約180部憲法，其中多數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委內瑞拉在這方面創最高紀錄，它從1811年以來頒佈過22部憲法。厄瓜多爾在115年中也頒佈過16部憲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憲法。憲法在拉美國家生活中其實不起約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奪權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書”，“從來不要求認真執行。”
到20世紀，政治動盪的幅度仍不亞於19世紀，有學者統計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拉美出現過350次以上的“非憲法奪權行動”，其中海地發生過58次政變，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爾54次，祕魯54次，玻利維亞52次，薩爾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馬拉42次。進入60年代，整個拉美政變成風，到70年代中葉，不計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軍人政府，無一例外。
因此有人說，在拉丁美洲，“如果軍隊不親自管理，那麼也要由它決定誰來管理。”一位美國學者則這樣說：“軍人政治——由軍人控制或接管文官政權——是拉丁美洲的通病”。~
由於權威喪失，拉丁美洲從爭取獨立之時起就把軍隊推到了不適當的位置上，導致拉丁美洲在後來的發展中步履蹣跚，困難重重，獨立近200年還在“第三世界”範圍內躑躅徘徊。軍隊的作用太大妨礙了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現代化的重大失誤。
比任何一次農民運動重要得多”。他還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而不是舊式農民戰爭的繼續”，“不是繼續走舊式農民起義走過的老路”。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運動，推動了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理所當然地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流，理所當然地應給予這些歷史事件以更高的評價。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當作兩次革命高潮與辛亥革命相提並論而給予完全肯定，“實際上是把農民運動當成了近代史的主流”。
應當指出，黎澍提出的許多新觀念、新觀點，在學術界曾引起過激烈的爭論，但這是一種健康的學術爭鳴。正是這種爭鳴，對於學術界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拓展研究領域，促進思想和理論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作爲一位富於創新精神、勇於科學探索的開拓型學者，黎澍以他平等、民主的學術作風，推動了這種學術爭鳴。
黎澍從來不迷信別人的“權威”，但也不以“權威”自居。他反對歷史學家“故步自封，以抱殘守闕爲能事”，極力提倡歷史學家“要有允許人們提出新認識的器量”，因爲“在歷史領域裏，認識永遠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新觀點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爲此，他要求歷史工作者“在任何時候都注意採取虛心的、老實的、充分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來對待出乎我們意想的新見解。永遠記得在我們面前還有廣大的未被認識的領域和大量並未真正研究清楚的問題。因此對自己的知識的可靠性，不過於自信”。黎澍正是本着科學家的這種純真和良知，嚴肅而坦然地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熱誠歡迎對他的學術見解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與之商榷爭辯，並進行勇敢而誠懇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評，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極爲寬廣的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