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元碑《姚天福神道碑》，由元代著名文學家虞集撰寫。元統元年(1333年)元順帝詔命爲姚天福在稷山縣路村莊祖塋樹神道碑一通，以表彰其生前的豐功偉績。碑中記載了姚天福任職40餘年間，“摧強扶弱，理冤肅化，所劾治的皆是權奸強酷之吏”的事蹟。此碑在1984年由稷山博物館移至青龍寺。青龍寺位於稷山縣西十里馬村，始建於唐龍朔二年(663年)。1967年，姚天福墓曾在破四舊運動中被封土夷平，只留下一塊神道碑。
姚天福(1229年-1302年)，字君祥，絳州(今稷山縣)南陽村人，元初名臣，出自顯赫的吳興姚氏，是唐代宰相姚崇的後代。他擔任監察御史期間，多次不畏強暴，彈劾權臣，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讚賞，賜名爲“巴兒思”，意爲猛虎。他擔任地方官期間，興利除害，爲民造福，是一位難得的名吏。
其父姚居實，屬未出仕的讀書人，因避兵亂曾寄居雁門進士趙泰家，與其女結合生天福。
天福幼讀 《春秋》，深通大義，及青年時，以過人才識被懷仁縣推爲縣吏，不久被徵召爲縣丞。至元初年(1264年)，丞相塔察爾出使北國途經懷仁，代州太守楊闊闊推薦天福才幹，深受丞相賞識。至元五年(1268年)，元設御史臺，塔察爾爲御史大夫，任天福爲架閣管勾兼獄丞。至元十一年(1274年)，天福升任監察御史，進入當時最高政治集團。
不畏強悍的監察御史
姚天福幼年隨父親在雁門一帶生活，喜歡研讀《春秋》，精通儒家大義。成年後，因爲才能過人，被闢爲懷仁縣丞，進入了仕途。至元五年，朝廷成立了御史臺，姚天福被任命爲 “閣管勾”，是一個基層小吏，後來被拜爲監察御史，就是朝廷重要的監察官了。
姚天福有一位深明大義的好母親，上任前，母親對他說：“過去人們常說公而忘私，你現在既然做了朝廷的臣子，就要盡心守職，不要擔心我這個未亡人。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連累到我，我會像漢朝王陵的母親一樣，伏劍自刎，光榮地死去，絕不會責怪你。”姚天福是大孝子，他也向朝廷請示道：“監察御史的職責就是進諫和彈劾，很可能冒犯皇帝，得罪權貴。假如我犯了罪，請不要牽連我的母親。”姚氏母子把擔任監察御史看得比較壯烈，一方面說明元代官場比較黑暗，當監察御史很容易獲罪;另一方面也說明，姚氏母子深明《春秋大義》，立志要與黑暗勢力做鬥爭了。比較幸運的是，姚天福遇到的皇帝是英明的忽必烈，不但沒有獲罪，反而成就了事業和名譽。
丞相阿合馬是回回人，在位期間營私舞弊，專權亂政，是一位著名的奸相。姚天福多次彈劾以阿合馬爲首的貪官污吏，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稱讚，賜給他一個蒙古名字“巴兒思”。忽必烈賞賜給姚天福很多財物，姚天福推辭道：“我擔任監察御史，只擔心自己辜負了朝廷的爵祿，怎麼敢貪圖重賞，加重自己的過失呢?”
自姚天福奏揭阿合馬後，阿合馬視姚天福爲禍患，便趁世祖巡幸上郡，大臣隨駕北上的時機，突派兵馬司率騎兵將姚天福捆綁至大都(北京)，原想抄家搜其財寶，以貪處之，不料只搜出幾升穀米。姚天福說：“宰相無旨相殺御史，豈想造反!”阿合馬慌忙釋綁，賠罪天福。阿合馬雖然被姚天福彈劾，但也沒有受到懲治，他後來是被一個叫王著的人用大銅錘打死的，大快人心。
當時，御史臺設兩名御史大夫，都是蒙古人，一位叫玉速帖木兒，一位叫孛羅。兩人都是長官，御史臺的管理比較混亂。姚天福上書給皇帝說：“古人說：‘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現在御史臺管理混亂，就是因爲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如果不迅速採取措施，時間長了就不好治理了。”忽必烈把玉速帖木兒和孛羅兩人叫去批評了一通，孛羅自稱年幼無知，造成了管理不善的局面，向皇帝認了罪。
姚天福在京城附近地區微服私訪，發現有一位使者向百姓勒索財物，就上奏朝廷，判了這個人的死罪，斬首示衆。這件事對京城一帶的權貴們震動很大，違法亂紀的情況也有所收斂。
至元十二年(1275年)，朝廷下詔罷除天下各道 “按察司”的設置，姚天福對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建議說：“按察司這個官職，是朝廷瞭解民意、預防變故的重要渠道，意義非常深遠，並不只是爲了監察、處罰官吏，所以不應該罷除。”玉速帖木兒是忽必烈的親信，晚上闖進忽必烈的寢宮，彙報姚天福的建議，忽必烈立即下令，重設按察司。因爲這件事，姚天福得罪了朝中的某些權臣，被貶了官職。
興利除害的地方名吏
姚天福被貶爲衡州路同知，沒有上任，後來又被任命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當時，元朝在北方用兵，後方負責物資運輸，差役繁重。河東一帶的百姓深受徭役之苦，有動亂的跡象。姚天福擔心釀成起義，就上書朝廷，一方面彈劾執政大臣的失策，一方面要求免除差役，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統一江南，姚天福被任命爲淮西道按察使。當地百姓深受戰爭之苦，姚天福爲了穩定民心，上任之後，雷厲風行地查處違法亂紀的將領和官吏，史稱“悉剷除之，民大悅。”
翌年，轉任湖北道按察使，查辦了省臣阿老凡丁貪軍糧一萬餘石大案，儘管阿老凡丁免死在東宮見裕宗哭訴冤枉，但裕宗言：“是你罪有應得。”嗣後，貪官權貴對天福更爲驚懼。任湖北道按察使期間，姚天福調查到當地行省官員的貪污罪行數十樁，奏報朝廷。忽必烈不願意懲治有軍功的蒙古族長官，只把涉案的下屬官員處理了一批，判處了流放。儘管如此，仍然起到了相當的震懾效果，湖北一帶“州郡稱治”。
至元二十年(1283年)，姚天福調任山北道按察使。山北道大致在今東北一帶，當時農業很不發達，百姓以漁獵遊牧爲生，不知道稼穡之事。姚天福向百姓傳授了農業技術，教導百姓種植糧食。後來，當地百姓都過上了比較富裕的生活，非常感激姚天福，爲他建祠立碑，定時祭祀。
至元二十二年 (1285年)，姚天福升任刑部尚書，不久調任揚州路總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復任淮西按察使。期間，姚天福很快逮捕淮西七名大盜，全殺頭示衆，並查獲中書右丞宣慰使昂吉兒及子在淮西貪贓的大案，抄其所有傢俬，淮西大治。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天福任平陽總管，清理桑哥黨徒。不久，轉任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母病不就。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姚天福擔任真定道總管。真定在今河北一帶，當時朝廷設置的“驛傳”制度不合理，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姚天福制訂了一套相對不擾民的新方案，經過一場爭論，最後被朝廷採納，並頒行天下，各地的“驛傳”都採用了姚天福的方案。
大德二年(1298年)，姚天福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病不就。大德四年，姚天福升任爲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其地位相當於漢朝的“京兆尹”。史書中稱，元朝的“京兆尹”中，姚天福的政績最爲突出。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姚天福病逝於大都，享年73歲，歸葬於稷山南陽村祖塋，贈正奉大夫，追封平郡公，諡號忠肅。
天福死後三十年，即元統元年(1333年)三月，惠宗又爲天福樹神道碑一通，高四米，重十噸，詔命翰林學士虞集撰文，刻寫天福五千言於碑上。此碑現存於稷山縣西十里馬村的青龍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