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家已經習慣了高度發達的交通系統和信息交流系統，隨便出門就是飛機、高鐵，哪怕距離數千里路，幾個小時也可以抵達。
那麼在古代的時候，地方官員要不要經常回京去述職?是不是要開會上朝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瞭解一些我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就會很明白了。
我國古代的官員主要分成地方官和京官;其中地方官由中央調派，一經委任在任期內通常是不能隨便離開任職地的，否則就是擅離職守。看過《神探狄仁傑》電視劇的朋友可能對其中一個“血色江州”案有印象，其中幾個反派炮灰是江州司馬、長史等官員，因爲害怕當年的陰謀被發現都跑到江州來商量對策，也都是隱匿行蹤偷偷趕去的，有一個原因就是不能被發現擅離職守。這個描述與歷史還是比較相符的。
《神探狄仁傑》中這個情節描述了古代地方官不能隨便離開管轄地的情形
京官是高於一定的品級，必須上朝面聖，比如唐代是五品以上京官需要上朝，九品以上的每逢初一十五上大朝，而明清則是四品以上。因此對於官職不高的京官來說，遙遠地看一眼皇帝還是有很多機會的。(嘉靖皇帝這種幾十年不上朝的除外)
京官需要時常上朝，而地方官就不同了，能上京面見皇帝的地方官的職位基本上都是一方大員，封疆大吏，權勢上除了有限的幾個尚書宰相，比其他京官的品秩還要高。不過一般情況下在見到皇帝這一項上，封疆大吏就不如一些京官了。所謂“天高皇帝遠”，既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限制。
在古代，地方官進京一般是三種情況，要麼是升官或者調任，要麼就是皇帝要找你算賬了，都是比較大的事情。
地方官雖然是一方封疆大吏，天高皇帝遠，自己號稱土皇帝，但也受到中央的各種制約。雖然當時沒有電話電報，也沒有QQ微信，但是派人送信還是完全可以的，什麼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或者普通的驛站等基本上都是爲官方服務的。
比方說高郵就是由驛站發展繁榮起來的，可見郵政事業在古代就十分重要。
而且作爲封疆大吏的地方官員雖然無法進京面聖，但一般在朝堂中樞都有自己的消息來源，要隨時瞭解最新的朝堂動態，政策走向，要是在黨爭、立儲等大事中站錯了隊，別說施展抱負了，被貶被殺都是常態。
那麼說回今天的問題，如果地方官要去京城，或者京城的官員要去地方怎麼走呢?現代我們是海陸空都可以跑，北京到南京只要幾個小時，在古代顯然是做夢都無法實現的。古代除了信鴿沒有別的空運，因此要走只能選擇陸路或者水路。
古代驛站兼有招待所，郵局的功能。明代李自成就是驛站的普通員工，因爲被裁員活不下去才決定造反的。
通常陸路就是走官道，騎馬或者是坐車，因爲速度有限，路上肯定是要住宿的。進京的地方官一定奉旨，所以可以住到各地的驛站，有當地地方官負責接待，起碼可以保障食宿。如果路程短，可能大半個月，甚至是幾個月都是稀鬆平常的事情;甚至有特別遠路特別難走的，走個一年半載才能跑到也不算奇怪。
水路也是一個選擇，如果是通河道的地方，可以選擇官船。實際上，官船比陸路這個選擇好多了，畢竟船相對更穩(古代可沒有橡膠輪胎防震，也不是一馬平川的柏油馬路)，如果航路順利可能還會比較快，不失爲一個好選擇。
看到這裏，諸位也能想到地方官不進京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路途太過遙遠，耽誤時間。如果每年要述職開會，近一點的來回動輒兩三個月，一年辦公的時間都少一半，遠一點的怕是一年都趕不回京城，人身體受不了，也沒有意義。
因此，古代的地方官在沒有大事的時候是不會進京的，進京必須有皇帝的首肯。路途中也有官方招待所可以住，但是因爲交通水平的限制，整體速度還是令人堪憂，所以能不跑則不跑，像蘇軾那樣每年被貶來貶去的主，在路上想來也是很慘了。
所以三國時期公孫瓚和他的領導被人彈劾，直接從遼東郡(今遼寧遼陽)貶斥到日南郡郡(如今越南中部)，這幾千里路還要經過數不清的高山大河，當年的江南、日南等地區可是以瘴氣疫病著稱，可以說這種流放基本上是被判了死刑了，所以公孫瓚知道這一結果後，買來酒肉在路邊祭祀祖先，認爲自己肯定不能活着回來了。好在走到半道遇到了天下大赦，這纔有了三國梟雄之一的公孫瓚。
就算到了清末，湖廣總督林則徐因爲禁菸導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果被道光皇帝從廣州貶斥新疆，林則徐於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1841年7月14日)從浙江鎮海出發，足足走了半年，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1841年12月21日)纔到達新疆，可見路途遙遠。
同樣的道理，在古代這要是各地地方大員拖家帶口一起上京開會，沒有大半年的時間肯定湊不齊人，開完會再各回各地，至少一年的時間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