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明朝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蘇湖熟，天下足”是南宋時期的諺語，其實早在唐朝，江南地區就已經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了。安史之亂爆發後，河南、河北以及關中地帶全被叛軍控制。唐朝之所以能夠從靈武起兵、恢復中原，除了在軍事上的勝利之外，江南地區在經濟方面還給予了支持。當時汴水廢絕，漕運無法運抵關中，導致百官俸祿拖欠，米鬥千錢，幸虧轉運使劉晏把江淮地區的穀物、大米輸入關中，才化解了危機。之後河北藩鎮跋扈，而東南依然太平，大唐帝國得以艱難地維持着，韓愈就曾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直到唐懿宗時期，龐勳作亂，東南震動，影響了國民經濟的運轉;之後黃巢從山東遊擊到嶺南，極大破壞了東南地區的經濟，這才促使唐朝走向滅亡。
兩宋時期江南地區作爲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元朝混一天下後，雖然定都北京，但按照當時人口的分佈來看，大都路僅有40萬人口，而江浙地區的杭州路就有180萬口，蘇州地區的平江路則有243萬口，南北差距非常懸殊。所以元朝末年，方國珍、張士誠佔據江浙行省後，造成海運阻絕，使元大都經常陷入饑荒之中。在南重北輕的形勢下，朱元璋得以自南向北的統一大業。在明朝建立之後，雖然不久首都便遷往北京，但經濟重心並未發生遷移，始終始終停留在江浙一帶。這樣，定都北京的弊端便顯露了出來。
“天子守國門”是明朝定都之誤
明成祖統治的前期，首都依然是南京，而北京則稱爲“行在”。那時，成祖常居住在北京，而皇太子與皇太孫則留守南京。永樂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皇帝才正式下詔遷都北京，將皇太子與皇太孫都接到了北方。仁宗繼位後，對成祖遷都北京的做法不以爲然，他認爲北京孤懸絕北，距離江南地區太遙遠了，每年都要花費鉅額的漕運費用，不如還都南京，將首都設在經濟中心附近爲好。
因此，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仁宗又恢復了北京“行在”的舊名，準備遷都回南京去。四月份他又命皇太子回到南京去拜謁孝陵，準備遷都事宜。然而在五月份的時候，明仁宗忽然生場大病，不久之後就死去了。皇太子從南京回來繼位後，便擱置了遷都的事宜。明朝初年的這場還都計劃也就無疾而終。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批評了明朝定都北京的失誤，他認爲成祖定都北京的初衷是爲了方便討伐北元。當明朝國力強盛的時候，“天子守國民”就發揮着捍衛疆土的作用。但是到了後期，國力漸弱，皇帝不習武事，定都北京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例如明英宗遭遇土木堡之敗，勤王兵馬尚未調集，瓦剌的軍隊就已經長驅直入，圍攻都城了;之後武宗又被圍困在陽和，而嘉靖二十八年和四十三年，韃靼兵馬也接連南下，導致北京多次戒嚴，弄得朝野十分狼狽。朝廷日夜以防寇爲事，哪裏有精力去顧及民生建設呢?
所謂的“天子守國門”本是戰略失誤所產生的惡果，結果卻被美化成君主帶頭抵禦外敵。在明朝前期，北京並不是“國門”，而是北伐胡元的中轉站。中期之後，明朝國力衰弱，喪失了許多地盤，才使北京變成了邊關城市。
所以，黃宗羲認爲明太祖定都南京纔是正確的決策。南京地處吳、會，就像富豪之家靠近自己的倉儲一樣，錢糧布帛可以隨時收取，而且科舉狀元大多也出自江南，可謂人才濟濟、用之不竭。反之，定都北京就彷彿富翁走出家門，跑到鄉村別墅去居住一樣，不僅交通不便，而且距離倉儲太遠，常有匱乏之憂，還浪費了不少錢用在運輸之上。因此，黃宗羲抨擊“天子守國門”的定都方式，說：“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明朝只要用大將去守國門就行了，不該由天子親自來駐守國門。
明朝的經濟重心始終在江南地區
成祖遷都北京後，在兩百多年裏，並沒有改變經濟重心在江南的局面。據《大學衍義補》記載，明朝全國收秋稅糧兩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而浙江布政司計收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也有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則多達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另有五十五萬二千餘。這些稅糧除了自用之外，還要供給北京，每年江南之地合計爲北京貢獻稅糧約七百四十萬石，接近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一，可見江南財糧之豐富，也說明了江南爲明朝的重要財稅之源。
江南地區可耕地面積相比較全國而言不足十分之一，至今浙江地區還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說法，足見當初江南地區可耕地面積少。以蘇州府爲例，蘇州府墾田面積九萬六千五百六頃，產糧稅二百八十萬九千餘，而全國墾田面積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稅糧兩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以百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卻貢獻出了佔據全國十分之一的稅糧。由此充分說明了江南地區是明朝重要的經濟來源地，明政府財政的有力支撐者，所以有“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說法。明朝中期以後，倭寇屢犯東南江浙地區，固然是由於江浙地區近海，防禦不足的因素，但是何嘗不是江南的富裕吸引倭寇呢?猶如幼童持千金行於市，足可見江南之繁華。所以說江南地區一直試明朝的經濟重心，對於朝廷安穩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明朝定都北京弊遠遠大於利
封建社會歷朝歷代，在定都的選擇上不外乎三種，一是假其地勢，如漢都長安，出關以制天下;二是籍於便利，如北宋定都開封，貪圖汴河漕運之利;三是由於經濟或者是依靠其財入，如隋唐營造洛陽、明太祖定都應天等。而明朝到了成祖統治之時，由於燕京是他的根據地，民心、軍隊都有保障，可以擺脫建文帝殘餘支持者的煩擾，同時遷都北上可以樹立自己的帝王權威，而且還防備了對外征戰。明成祖時，元朝殘餘勢力依舊遠遁大漠，這是爲戰火中成長起來的皇帝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必須要北擊大漠，徹底趕走元朝統治者，而此時需要一箇中轉站或者是大本營，集中籌備軍力和財力，於是燕京就成爲了最好的選擇。
古代定都燕京的王朝並不多，如燕、元、清等，其中燕是困於地勢不得已而爲之，畢竟國土面積只有那麼多;而元朝和清朝則作爲少數民族統治中國，定都的原因則是因爲接近他們的老巢或者說是基本盤，對於這兩朝的統治者而言，他們定都燕京的大部分考慮是用來統治南方漢人，一旦統治失敗，面對南方的攻打，也可迅速退往大漠或者退往關中龍興之地。在戰略上能夠進可攻退可守，這是他們選擇定都燕京的原因。
而作爲漢人帝國的明政權而言，燕京是不適合定都的。
我們看燕京的地理位置，南靠河北，北鄰草原，東近關東，西近雁門，這四周除了河北，都是遊牧民族經常出沒與遊蕩的地方，也就是說燕京被遊牧民族三麪包圍，時刻面對進攻的威脅。對於遊牧民族而言，想要南下中原，必須佔據燕京以制天下，所以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之後，定都中原的北宋政權不得不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
明政權定都燕京固然可以照應那句“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斷進攻遊牧民族，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能夠保證政權力量，也就是進攻的力量，一旦國力不濟，就可能需要面對大量的遊牧民族的圍困，喪師辱國。燕京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燕京的戰略形勢，同時也決定了燕京是一座吸血型城市，必定嚴重依賴外來輸血，包括人力和財力的輸入。因爲燕京周邊並不是農業的主產區，而燕京一旦被確定爲都城，必然會迎來人口的暴增，加之直面戰爭侵襲，一旦補給線出現問題，如內部叛亂或者自然災害，燕京不戰而潰。明朝末年，清兵侵襲帝都，而李自成、張獻忠等流賊作亂於陝西、河南、山東一帶，把燕京和財稅之源一分爲二，江南的人力物力不能夠及時補充帝都，加上清兵的侵襲，帝國很快就走向滅亡，所以說燕京爲都城先天不足。
由於都城和經濟重心距離過遠，明帝國不得不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來保障財稅補給線路的安全，一旦出現問題，明帝國定都燕京的弊端就暴露無疑。所以都城必須選擇和經濟重心相近的距離，能夠保障都城的財政支撐和對外需求，覆車之軌，其跡未遠，可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