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學指的是以《莊子》一書爲代表的的莊子學派，本文提到的漢晉莊學復興是相對秦至漢末這一時期的莊學發展而言的。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時代，莊子作爲百家之一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莊子·天下》和《荀子·解蔽》都將其視爲獨立學派，可見莊子學派在當時受到人們的追捧程度。
但此後莊學一度沉寂下來，直到東漢後期才漸有聲響並興盛起來，魏晉之時的發展更是達到巔峯狀態。漢晉時期莊學是如何復興的?又爲什麼一度鼎盛?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一、第一階段——西漢至東漢前期
西漢至東漢前期，莊學逐漸沉寂下來，漸漸變爲老子學說的附屬，有學者把這段時間莊學的發展狀態概括爲潛伏期是非常有道理的。此期《莊子》的傳播和接受受到極大的侷限，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不見此書，最爲博學的知識階級也甚少關注到《莊子》，當時的學者如賈誼、司馬遷等人，他們將目光轉向莊子也都是在經歷特殊的人生際遇以後。
知識分子都很少關注、研究莊子，莊子學說就更難傳播了。有研究者認爲淮南王召集門客編纂而成的《淮南子第一次將老莊並稱、司馬遷的《史記》首次爲莊子立傳都標誌着莊子地位的提高。但其實這種提高是與西漢前期人們對裝子彈額接受程度而言的，如果相比先秦時期，將老莊並稱實際上削弱了莊子的獨立性。
這一時期的莊學幾乎都在老子學說之下，《淮南子》雖然將老莊並稱，但他重點關注的還是禍福、利害、得失轉化等，實際上體現的是老子的主要思想。在《史記》中，莊子的個人傳也只是附於老子之後，司馬遷還認爲莊子的思想實際上能歸併在老子的學說裏，可見當時人們沒有認識到莊子思想的獨立價值。
總而言之，這段時期的莊學沒有被充分認識和開發，主要原因在於這一時期的社會秩序較爲穩定，士大夫遵循着學而優則仕的原則，總體上對社會的統治秩序是認同的，因此他們沒有時間顧及其他的事。
此外，漢代統一天下後最要緊的任務是如何維護統治，當時流傳的黃老思想、儒家禮制、法家法治都可以作爲君王統治術的選擇。儒、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兩者的結合最終構成我國古代歷史上統治者行政的思想基礎，但提倡“無爲”的黃老思想卻是與統治者的需要背道而馳的。
君王總是要千方百計維護統治，加強中央集權，《莊子》講的則是個人如何獲得解脫，在政治上“無爲而治”，這顯然不會被國君提倡。另一方面，此期的知識分子仍是忠於現實者，一心求仕，希望通過知識獲得官階，講究順其自然的莊學自然不會成爲他們的讀物。
二、第二階段——東漢中後期
東漢中後期莊學出現興起的勢頭，主要表現在當時的人引用莊子增多。許多著名學者都認爲莊學是在魏晉時期突然興起的，如李建中、聞一多等，但實際上，莊子在東漢中後期已經開始出現復興的苗頭了。
在我看來，歷史事件不會是突發的，每件事的發生、每個人的行爲都有其根源所在。在看待歷史變化、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時，我們都應當充分發揮司馬遷尋根問底的實錄精神，尋找事情發生的原因，這樣才能更充分地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東漢中後期，《後漢書·章帝紀》、《後漢書·崔駰列傳》、《後漢書·周盤列傳》、《後漢書·馬融列傳》等都出現《莊子》中的內容，或引用或典故。與漢朝前期相比，東漢時期受到《莊子》影響的人明顯增多。從《後漢書》的相關內容可以看出當時受到莊子影響的人涵蓋社會各個階層，作者引用《莊子》的目的也多種多樣，如律己待人、安邦治國或講述道理告誡世人等等。
由此可見，到了東漢中後期，《莊子》的影響範圍逐漸擴大，指向性漸強，滲入社會生活的程度也更深了。不過這段時間對於莊子的接受基本上只是出於志趣，沒有成爲社會風氣，在知識分子界也還只是“旁門左道”。這一時期的莊學也多與道教仙學、養生學相連，尚未達到獨當一面的程度。
三、第三階段——魏晉時期
在魏晉時期，莊學真正開始復興，原本人們所稱的“老莊”漸漸變爲“莊老”。正始年間，《莊子》的地位可謂翻天覆地。如果將先秦時期莊子的流行比作“隨風潛入夜”，那到了正始時期，《莊子》可謂“忽如一夜春風來”，《晉書》中記載的460多位文人的傳記中，有56人都與莊子有關。
相對前代來說，這一時期莊子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再是道教、老子學說的附庸，這段時間的文獻資料中談及老子的莊子的學說時也多將莊子列於老子之前。如《晉書》中的《王濟傳》：“善《易》及《莊》《老》”，此外《山濤傳》、《庚峻傳》中也將《莊》列於《老》之前。
《莊子》這一時期幾乎成爲清談學家的靈感源泉，甚至到了不學莊子都無話可談的地步。《莊子》與當時的士人風氣也相互契合，談論註解《莊子》的著作數十家。老莊思想成爲社會主流後必然會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莊子》不僅作爲書本融入生活，更有許多畫家爲莊子作畫。
四、漢晉莊學復興的原因
很多學者認爲《莊子》的風行是因爲戰亂頻繁，那亂世之中是否所有人都會選擇接受莊子思想呢?在亂世中著書立說的人很多，爲什麼人們會傾向於《莊子》?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瞭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對士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莊子精神是如何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互相契合的。
莊子思想實際上能夠讓魏晉士人緩解對前途命運的憂慮，也會滿足他們確定獨立人格的需求。士人在對自身進行定位時，往往認爲自己是道與義的化身，並相信知識的力量能夠讓他們成爲皇帝的老師。這種認知是天生的，彷彿是一種使命，於是知識權力與政治權力總會摩擦出若隱若現的矛盾。
漢初之時社會大繁榮讓文人士子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士子情懷，從他們洋洋灑灑的賦作中可見一斑，但繁榮的背後總有黑暗的積累。“無爲”的政策導致統治階級的權力分散，地方勢力逐漸增強，甚至威脅皇權。漢景帝當然不能容忍，於是便有了一系列削藩等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
武帝時雖有“獨尊儒術”的措舉，但武帝並非是爲了尊重知識分子、規範學術，而是爲了統一思想，便於更好地鞏固統治，知識分子只是政治工具。對當時的士人來說，成就理想基本上只靠時機和運氣，他們一方面讚揚盛世，一方面感嘆人生無常，但此時的抱怨只是少數聲音，總體來說處於平衡狀態。
然而，王莽的專權改制導致這種平衡被打破，使士人開始出現分化。王莽專權以前，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能夠平衡主要是因爲士人能夠通過只是實現依附皇權、實現理想的人生抱負，然而王莽的改制卻篡改了人們關於忠義的行爲準則，使士人內部出現裂痕，人心惶惶。
士人中一部分爲了名節不再以皇權爲追求，開始處於遊離狀態，作出選擇的他們需要理論的支持，於是便轉向最爲合適的老莊。東漢前期選擇歸心老莊的人還是少數，老莊思想的氣候還未成型，依託儒家尋求入仕之路還沒有因爲王莽的竄政被截斷。
直到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士人已澄清天下爲己任，對自己的使命有強烈的認識。他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積極抗爭參與時政，依靠輿論的力量與當時的黑暗勢力抗衡，他們不斷形成“三君”、“八顧”等名號不僅是對身份的認同，更希望通過羣體與當政勢力對抗。
然而這種抗爭的結果遭到的打擊讓士人的熱情消失，陷入到對現實的絕望之中。兩次黨錮之禍讓他們認識到權勢力量的強大和自己的渺小，抗爭是徒勞無功的，只會枉送身家性命。但是不在抗爭也不意味着士人們會對現實妥協，他們轉爲一種離棄的方式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於是隱逸之風盛極一時。
羣體反抗無效，士人們轉向個體的反抗，羣體批判轉向個人對政權的疏離，疏離也是一種否定。他們自然而然走向老莊，將老莊更廣袤無垠的宇宙觀作爲參照物反觀自身，在隱逸優遊的生活中尋找答案。此期的莊學呈蔓延之勢，成爲士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同時士人也開始反思、拋棄原有的社會秩序，追求獨立的人格。他們在追求個性解放、追求自由的過程中重新確立人生價值和人格建構的方向。
結語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儒學很長時間被視爲正統，唐代以後更是成爲科舉考試的科目。雖說儒學曾遭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害，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幾乎是刻在古人思想裏的正道。與儒學相比，莊學的發展更爲曲折，它不像儒家道統那樣“正”，但觀中國古代歷史就可以發現莊學帶給人們的精神慰藉，社會動盪、理想失落之時總有許多士人走向老莊。從莊學的沉寂和復興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到士人的心靈變化，更能窺見當時的社會風貌，瞭解歷史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