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上位後是怎麼選拔人才的?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勞及其精明強幹，比起不理朝政而沉湎遊樂的昏庸之主來，應該說對天下的治理，其結果判然有別。在非常情況下，前者可力挽狂瀾於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後者就可能使興旺發達的江山每況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毀於一旦。此類歷史事例，所在多有。
朱由檢處於明代末世，且危機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難以將不凡的構想變爲現實的，必須調動百官大臣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對百官的選拔和任用。既處非常時期，選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採取常規，而應是重視在非常時期能救時濟世的實際才幹，不必十分注重操守。爲此，他與廷臣有過爭論，可以透露其不拘資格的用人之意。當左都御史劉宗周指責朱由檢處分未當，請求進賢才、開言路時，朱由檢說：“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朱由檢說：“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說：“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朱由檢說：“大將別有才局，非獨操守可望成功。”宗周說：“他不具論，如範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朱由檢說：“我知道了。”(《明史》卷255《劉宗周傳》)爲臣的守經重道，言之有理;爲君的權宜變通，以濟時艱。君臣意見相左，終以爲君的旨意施行。據此，選拔任用官吏的原則爲之一變：
第一，閣臣揀選，不專翰林。所謂翰林，是對在翰林院任職官員的簡稱。其主要職掌是從事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同時考議制度，詳正文書，備天子顧問。明朝初年，翰林院官員，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1458)，內閣首輔大學士李賢奏定翰林院纂修專用進士。於是自此之後，不是進士出身的不得任官翰林院，不是翰林院的官員不得進入內閣。通計有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翰林官佔十分之九。
朱由檢認爲那些自幼入學，沉溺於舉子之業，幾經挫折而成進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薦入直文淵閣的學士、大學士，雖有文學之才，但多不熟悉政務，脫離實際，又與吏事相隔膜。坐而論道則猶可，因時應變以濟時艱卻很難。周道登、鄭以偉的表現，進一步證明了朱由檢的判斷。這也是發生在崇禎朝的頗爲典型的事例：一天，朱由檢到經筵聽講經史，問閣臣：“‘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釋?”周道登回答說：“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朱由檢聽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悅。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說：“情面者，面情之謂也。”鄙淺的奏對，不僅朱由檢很不高興，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來。另一位修潔自好、讀書過目不忘的鄭以偉，文章奧博，而不善於票擬，曾嘆息說：“我富於萬卷，而常常被數行票擬難倒，以至於被年輕後輩瞧不起。”就是這樣一位書呆子，看到奏疏中有“何況”二字，以爲是人名，在票擬寫道：“何況着按、撫提問。”朱由檢予以駁改，才恍然醒悟。因此，朱由檢便對翰林院、內閣的組成，參用其他職官。如將治行著卓的知縣、推官予以升遷，分別任翰林院編修、檢討。翰林院官員的來源，不再是缺乏實踐經驗的進士。封建史家盛讚朱由檢的這一變更，是非常之制的創舉。另外，閣臣揀選，不專翰林，而是注重才能。八年(1635)六月，增置內閣閣臣，朱由檢來到午門，召廷臣數十人，告諭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試票擬一疏。”閣臣、尚書立階上，其餘臣僚分班試階下。中官發給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傳諭將該疏票擬書於柬上，一稿一謄，九卿詹翰各擬進。又命吏部登錄其年貌履歷，經過考試，便擢張至發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孟一同入直。
自世宗朝許瓚後，外僚入閣，張至發是崇禎朝的第一人。後來，朱由檢皆以此爲揀選閣臣的原則。可是吏部仍跳不出一一駁回再擬，仍堅持推舉在籍堪任者。最後推出吏部侍郎劉宇亮、禮部侍郎傅冠、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國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薛國觀，俱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範復粹，並進禮部左侍郎，皆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朱由檢的用意極爲明確，“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部)，逢年以禮(部)，嗣昌以兵(部)，國用以工(部)。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朱由檢從政務需要的實際出發，選用熟悉政務，且有專業特長的外僚入閣，對朝政的處理、效率的提高，無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直接影響後代內閣成員的身份和結構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明代選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國之初，朱元璋曾告諭吏部，選任官吏，毋拘資格。選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監、司最多，進士、監生及薦舉者，參錯互用。永樂、宣德以後，漸循資格。至弘治、正德以後，更爲嚴格，變爲成例。隆慶年間，大學士高拱對“重進士，輕舉人”的現狀頗爲不滿，雖乞請自授官以後，唯考覈政績，不問其出身。但由於積重過深，難有根本性的改變。朱由檢爲貫徹其務實的宗旨，面對積重難返的情勢，仍在努力地改變着。
朱由檢首先從科舉應試入手。崇禎三年(1630)御史王道純疏陳破資格之說，言銓除、舉劾、考選，甲、乙科重輕過於懸殊，應該適時變通，以便招攬更多的賢才志士。朱由檢立即命令施行。而且親自改動策問試題，其內容都是關於當時時局和社會矛盾最爲棘手的問題。又特設“裕國安民科”、“奇謀異勇科”，選擇有實際才幹的人才。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奏請武舉殿試傳臚，全如文科之例。朱由檢批准，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自此，始有武舉殿試。
注重實際才能，破格選拔官吏，這是朱由檢的又一舉措。爲此，他多次告諭吏部說：“國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內外。若拘資俸，其人得矣，如國事蒼生何?”又說：“朝廷設官，分敘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如傳升京堂，本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爲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於監司、知府，官階隆重，祖宗特選朝臣爲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競習囂風。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添注閏升，一概停止。以後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優者，準升監司，風力稍遜升知府。若才品勞勳並懋及司道卓異，准予京堂。永遵爲令。敢朦朧奏引，必置重典。”(《國榷》卷91)從中透露出朱由檢不拘於資俸履歷約束之意。在實踐中，朱由檢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爲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共二百六十三人。號爲庚辰特科。因而，就整個明代來說，出現瞭如下局面：明世舉於鄉而仕至巡撫者，隆慶朝止海瑞，萬曆朝張守中、艾穆。而至崇禎朝，朱由檢破格求才，得九人：丘民仰、宋一鶴、何騰蛟、張亮以忠義著節;劉可訓以武功聞名;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勞致位;而陳新甲官至兵部尚書，官位最顯。
第三，宗室子弟入學應試授官。明初，朱元璋欽定《皇明祖訓》，對宗室子弟管理極嚴，出城省墓之類，都得請示批准後，方可進行，以至於二王不得隨便相見。一個個藩王及其子孫，猶如一個個坐享宗祿的寄生蟲。時間一長，尤其是子女多者，皆困於一城，不得安生。不僅給朝廷的經濟帶來極大困難，而且成爲地方不安定因素。至嘉靖、隆慶年間，就有郡王及有識之士爲此上書進諫，建立宗學，給宗室子弟出路，節省祿米，未有結果。萬曆初年，臣僚又提開宗室四民之業，自謀生路，引起神宗朱翊鈞的重視，藩禁有所鬆動。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下達詔書，令宗室將軍、鎮輔國中尉與生員一起應試。還具體規定了進士出身的宗室子弟，除京職之外，可分別授予推官、知縣等職。此舉不失爲明代諸王分封制度的一大變革。
如果說萬曆年間，神宗皇帝接受郡王、大臣的建言，允許宗室子弟入應試授官，僅僅是爲了崇德教、省祿米，着眼於減輕經濟負擔，緩和朝廷與宗室子孫的矛盾的話，那麼，朱由檢的同樣舉動，卻更多的考慮是因情勢所逼，亟須延攬人才。崇禎四年(1631)朱統鈰中進士，初選庶吉士。吏部認爲朱統鈰爲宗室子弟，不宜官禁近，請改爲中書舍人。朱統鈰上書爭辯，朱由檢令仍授庶吉士。後來，他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比之前朝來，明顯地省略了許多手續，放寬了任用的範圍。同時也透露出在險惡的形勢下，對宗室子孫寄予的厚望。禮部大臣奉命擬議選任宗室子孫的條例，就是一個極好的明證。崇禎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禮部大臣呈上“議選宗才”條例稱：“曰薦舉。先由五宗保結，長史據結詳訪，啓親王核勘，開才能實跡以聞。曰考驗。部院疏列學行俱卓，博學多聞，精於心計，熟於刑名，嫺於禮樂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附循，一一叩其經綸，各分差等。請臨軒策問，或召對平臺，然後因才授官。曰換授。《祖訓》換授官職，明旨謂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級之不必拘也。在外府佐、州縣正以及教職，在京則中行評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績而遞進焉。今換授國屬，請一循其序。曰升轉。《祖訓》升轉如常選法。曰舉劾。黜陟自應一體。曰體統。賢宗居藩邸則宗藩規儀，出而服官，體統一準官制。曰解任。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則原祿俱存。”據此，有遼王府後裔朱術珣，奉命入京，授戶部主事，管理草場。術珣以其宗室之尊，對這一官職很不滿意，就上書說：“我奉皇帝之命，親承召對，得此一官。不料，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不平之氣，溢於言表。由此可見朱由檢的厚望，宗室子弟並不理解和接受。雖然應試授官或推薦入仕，不乏其人，然而爲時已晚，於事無補。趙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記》中說：“向使早如唐制，宗室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決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吳王、虢國之爲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這番評論，不無婉惜之情，同時道出了朱由檢，乃至其皇祖皇父時期，開宗室之禁，令其習四民之業，以及入學應試授官之舉的本質和實際狀況。
第四，朱由檢還重申“保舉”之制。他告諭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撫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肅。年來推升撫道，內地競營，邊繳規避。或其老耄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後吏部務在詳核，見在撫道不堪者，科道直糾，按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着兩京文只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坐。”(《國榷》卷94)朱由檢此諭，由於限制過死，難以保舉到合適的人選。例如，文職三品以上、五品以下保舉知府;在內的翰林科道，在外的撫按、司道、知府保舉州縣官。事實上保舉官職，關鍵在於對被舉者熟悉瞭解，且有才華。若三品以上官所知之人當堪任州縣，因明旨保舉知府，而棄之不舉;科道撫按所知之人當堪任知府，因明旨保舉州縣，亦棄之不舉。如此則交棄則交失。加之，“失舉連坐”的重大責任，保舉一事，效果甚微。至崇禎十一年(1638)二月，吏部以保舉試授知州五人，知縣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縣丞、主簿各七人。其不堪任使的五人，罷斥回家。一日，朱由檢御經筵畢，召詹事、翰林諸臣問：“保舉、考選哪一種最能得到賢才?”編修楊廷鱗回答：“保舉應當嚴格舉薦之人的責任。如唐世濟、王維章，爲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天唐、王二臣皆敗，而對舉薦之人聽之任之，不予追求。這樣做，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要想收到保舉之效，是不可能的。”朱由檢聽後，似有所動。說明他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着儘量將有用之才通過保舉選拔上來，同時設法避免其弊端的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