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亡國誰纔是第一責任人?北宋爲何在宋徽宗盛世亡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宋徽宗時代似乎是一個輝煌的盛世，不過，北宋就在其極盛時期突然亡國了。這是爲什麼呢?歷史上，許多人將靖康之難歸咎於王安石變法，這真的妥當嗎?在靖康之難中，誰纔是第一責任人?
7月28日，在單向空間舉行的《汴京之圍》的新書發佈會上，主持人呂鵬與《汴京之圍》的作者郭建龍、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遊彪、評論家解璽璋一起探討了北宋的亡國史。
《汴京之圍》，作者：郭建龍，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年：2019年7月
王安石變法導致了靖康之難?
遊彪認爲，王安石變法不是北宋滅亡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某種意義上，王安石卻成了靖康之難的替罪羊。這是因爲在古代，史學和政治有着緊密的聯繫。史學本來應該是客觀的陳述，但是實際上，由於受到政治的影響，史書會一再修改。這就會在史書上出現對某個人的“抹黑”和“洗白”。
宋神宗朝的實錄一共修改了五次。宋神宗在去世之後，高太后因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便組織朝廷的史官，重修神宗實錄，“抹黑”王安石。緊接着宋欽宗親政，因他反對高太后，又重修了宋神宗實錄，在史書上恢復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光輝形象。
爲什麼王安石變法會成了靖康之難的替罪羊呢?遊彪認爲，宋高宗實際上是靖康之難的“漏網之魚”，他逃到南邊去。他總要找一個替罪羊，“因爲他不敢說江山是趙家人弄丟的，只能說是外姓人弄丟的。所以王安石成了替罪羊，承擔了北宋滅亡大部分的責任。”遊彪說。
但是，遊彪認爲，王安石“開啓了世界上最早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爲王安石的稅收政策特別像現在的資本主義，王安石變法將稅務點承包給了商人，出價高者得之。他還將國家的礦山都以投標的方式承包出去。對於普通人來說，財產越多，收稅就越高。
王安石
郭建龍則認爲，王安石變法後的包稅制存在着很大的問題。到元朝，這種包稅制被政府大規模使用。郭建龍說，“我把山東省的稅收打包賣給你，誰出價高誰拿走。這個人可以用一切武力手段，從山東省榨取稅收，交100萬就可以榨取300萬。這種方式導致元朝的稅收一直是不合理的，同時也徵收不上來，或者達不到徵稅的目的。所以，元朝只存在了不到百年與此也有關係，因爲它的稅收體系太不健康了。”
郭建龍認爲，宋神宗所推行的改革，是國家資本主義改革。因爲他推行的是政府壟斷的資本主義。比如，國家把茶、鹽控制在國家手裏，然後再把這些東西證券化，創造了鹽鈔。此外，國家還發行紙幣。雖然在稅收上，富人交得多，窮人交得少，但是，因爲紙幣發多了，造成通貨膨脹，政府要用鑄幣稅來保證財政收入。而鑄幣稅在所有人面前是平等的，且鑄幣稅比正常稅要好收，這破壞了財產越多交稅越多的原則。這對於宋代的經濟有着破壞性的影響。
郭建龍說，“即使歷史上沒有王安石這個人，在宋神宗時代，一定會出來另外一個改革家進行改革，只是他的名字不叫‘王安石’。爲什麼呢?因爲社會到了這個時候了。”
而宋神宗時代的破壞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加強，嚴重破壞了民間經濟。另一方面，在宋神宗時代，黨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王安石要變法，必須拉上自己的人，把政治對手壓下去。黨爭慢慢形成了兩個派別——改革派和保守派。
在軍事上，改革派大部分變成了主戰派，保守派大部分變成了主和派。而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更迭，對靖康時期的政策影響非常大。在戰爭沒開打的時候，主戰派上臺，在吃敗仗的時候，皇帝又把主和派換上來。當談和的時候，皇帝覺得做不到很多屈辱的條件，又把主戰派弄上來，這其實也引起了北宋政治上的悲劇。
爲何會在宋徽宗時代的盛世亡國?
遊彪認爲，北方的遊牧民族是中國歷史上皇帝的一個心病。歷朝歷代的朝廷都想利用天險來阻隔遊牧民族南下。在宋朝立國的時候，恰恰處於唐末五代混亂時期的延續過程中。在五代時，石敬瑭爲了爭奪皇位，把燕雲十六州這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割讓給了遼國。這使得宋朝的首都汴京門戶洞開，一馬平川，宋朝失去了可以阻擋北方遊牧民族騎兵的屏障。儘管宋朝和遼國簽訂了和平條約，但是事實上遼國隨時可以威脅到汴京的安全。遼國的騎兵差不多用一天半時間就可以殺到汴京，這種威脅始終存在。
宋徽宗也想解決開國以來想解決但未能解決的問題，於是就跟女真人結成了“海上之盟”。這個決策是不是唯一的選擇，可以再做研究，但是遊彪認爲，宋徽宗並沒有考慮清楚他的初衷，參加“海上之盟”的人也不是他的心腹，這最終落下了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
宋徽宗
郭建龍贊同遊彪的看法。在丟掉燕雲十六州之後，宋朝首都的安全成了問題。而且，在最繁榮的宋仁宗時代，一種“盛世情結”也引發了很重要的問題。和平、穩定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社會非常富裕。若這時碰到一個自大的皇帝，這種“盛世情結”就會發酵。宋徽宗認爲自己是盛世君王，必須建立自己的功業，所以他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措施。但是，那時政治上的惰化早已經跟不上他的雄心了。
郭建龍還認爲，不光是宋朝，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在極盛時期突然滅亡的例子。如果要避免，就一定要有非常大抱負的君王執政。宋徽宗並沒有看到朝廷內部的問題。比如，宋徽宗或許認爲朝廷很有錢，但這些錢都是從民間收上來的，其實這反映了稅收過度。此外，在守襄陽城的時候，在需要統一指揮權時，指揮官卻偏偏拿不到調兵權和後勤供應權，這種權力制約關係錯綜複雜，沒有人能獲得完整的指揮權。這種內部問題會對有“盛世臆想症”的皇帝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北宋悲劇的第一責任人是宋徽宗?
解璽璋認爲，宋徽宗時代的繁榮，也正是王安石和宋神宗變法的成果。後來出現的問題與王安石的關係不大。解璽璋贊成遊彪的判斷，王安石的許多政策是資本主義化的。解璽璋說，“它的青苗法，也是帶有改革色彩的措施。那時候在歐洲，還沒有這種萌芽呢!還有對教育的改革，宋代王安石搞的太學，已經具有大學的規模，有現代大學的萌芽了。”而王安石變法的背景也是在宋仁宗時代，朝廷已經出現了經濟上的困難。在王安石還沒有到中央任職的時候，他在地方工作時已經給宋仁宗上過萬言書，要求變法。王安石長期的地方工作經驗，使他提出來的變法措施是符合那個時代實際情況的。
解璽璋認爲宋徽宗纔是北宋滅亡的第一責任人。雖然宋徽宗有許多藝術才華，爲中國文化貢獻良多，但是他同時也給國家帶來了很多問題。解璽璋認爲，靖康之難是宋徽宗的責任，而不是王安石的責任。王安石是一個超前的人物，正因爲他十分超前，和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況形成了一定的矛盾，所以也容易被人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