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氏父子忙於整頓黨、政、軍事務的時候，遷徙到臺灣的數百萬居民也在忙着適應新的生活。然而這新的生活，卻是一段長時間的混亂與貧乏。
蕭志傑：全中國有地位、有錢的人都集中到臺灣來了，但臺灣原來的公務員不可能說“我(把職位)讓出去給你當”，特別是有警察局局長的，你來了，我這個警察局局長不要當了?他還是給原來的人當。
我家鄉原來在大陸的縣長、縣長太太跑到臺灣來，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窩一樣，那是縣長。他家吃的都是稀飯，那時候誰也顧不到誰。
而對於遠離父母，隻身一人來到臺灣的少年高秉涵來說，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無助的歲月。當年他隨軍抵達高雄後，就因年紀實在太小而離開了部隊。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時間就是睡火車站那幾個月，沒吃的，沒人管我，腿腫了沒有力量。那個掃地的老先生，他是鐵路局的員工，就多盛一碗飯，沒有菜，飯上弄點醬油給我吃，就跟現在討飯的一樣。我還拿着棍子，因爲跟狗搶東西吃。我本來是一個很嬌的孩子，我家裏原本是有權有勢的，也不缺錢，到了臺灣變成孤兒了。我小時候吃饅頭，吃不完就丟，鄰居都說這個孩子將來是敗家子;但是到臺灣以後，我要看人家臉(色)，跟人要飯吃。
這樣的日子不知過了多久，黑暗籠罩着他幼小的心靈。直到有一天在臺北的街頭巧遇家鄉的小學校長，高秉涵這個在逃亡路上九死一生的少年，命運纔算有了轉機。
高秉涵：(她說)“你家都是讀書的人，你要讀書”，我說“我不要讀，我想娘，我要回家”。她說：“傻孩子，回家沒這麼快，沒那麼容易”。我說：“那個牆壁上不是寫着‘兩年準備，三年反攻’嗎?”她說：“那是政治口號，是他們騙人的，要讀書。”
高秉涵被校長送到了臺北建中的夜間部讀書，而此時，同在臺北的汪啓一正在經受相思的煎熬。未曾向未婚妻告別，讓他一直鬱鬱不樂。
汪啓一：來臺灣以後心情非常壞，未婚妻也毫無消息，而且又是跟她不告而別。
到達臺灣以後，他很快被調入了情治部門，並被派遣到海外。藉着工作上的便利，汪啓一陸續有了一些未婚妻的消息，但卻爲時已晚。
汪啓一：只曉得我未婚妻在上海受了很多苦難，人也已經過世了，當時我就很難過了。後來從我父母那裏得到消息，她一直很憂鬱，悶悶不樂，她父母勸她也沒用，茶飯不思。
(父母轉給我一封她寫的舊信，)她在信上講：“爸爸、媽媽，我雖然沒有見過你們的面，但我自己感覺我的靈魂已經給了汪啓一了，我的肉體不會給任何人，可能會給予上天。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夠當面叫你們爸爸、媽媽。可不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敢想了。”我當時看了這封信以後，非常非常難過，想盡辦法怎樣能對她盡一點力量，但也沒有辦法了。所以這是我今生遺恨終身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