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中，爲了克敵致勝，雙方都重視宣傳，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對外公佈的戰訊戰報，報紙雜誌爲鼓舞民心士氣而發表的言論，固均含有宣傳的意味，即使軍隊內部的作戰報告亦有虛假成分。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後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兩岸檔案館現存抗戰時期國軍檔案，如戰鬥詳報、作戰總結等，數量巨大，需要研究者細心鑑別，勿因出自官方檔案而不加辨析、盲目採信。相對而言，日記、書信之類私密性史料，不涉公開宣傳，雖不乏預爲後人閱讀而作秀者，多數則是爲自己記事抒情備忘而作，無意公開，故可信度較高。任何歷史研究，均有必要將各種相關文獻比勘互證，本篇讀史札記着意強調日記史料對國軍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學界對戰爭文獻因“宣傳”所產生的問題以及私密性日記所呈現的若干特質和麪相有所關注和審視。
國軍高層日記中的抗戰：日軍撤退被報成勝仗
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
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說句真話，我從未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採取守勢。在戰爭快結束時，我首次負責發動重大規模的攻勢，可惜攻勢剛開始，戰爭就結束了。大多數海內外的同胞認爲，我們以劣質裝備與粗淺訓練，英勇地與武器精良訓練一流的敵軍鏖戰了八年，最終取得了勝利。然而從一個軍人觀點，我認爲談不上英雄史詩，我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
更難得的是，張的一些表述相當坦率，比如他坦承：“爲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復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如敵人攻佔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佔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
薛嶽稱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日軍五萬餘 遭同僚笑斥
軍委會與會諸人之所以“均笑斥之”，是因爲薛嶽所報敵我傷亡人數及敵我傷亡比例實在“過於虛妄”。據一般觀察，抗戰時期敵我之戰力，大致是“敵一師可抵我六師”，以這樣懸殊的戰力對比，顯然不大可能以我軍傷亡二萬九千餘的代價，取得斃傷敵軍五萬餘的輝煌戰績。
蔣介石估日軍傷亡放大十倍 估己方傷亡縮小十倍
蔣介石對於日軍方面公佈的傷亡數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發佈開戰以來日軍戰死59098人，蔣推斷其實際戰死者當在59萬人以上。當1940年2月日方廣播聲稱在廣西擊斃國軍8000人的戰績，蔣則推斷國軍死亡“並不過千，損失必不甚大”。不知蔣的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據，是否意味着中國方面對外公佈的傷亡人數，亦有這麼大的“水分”。
蔣夢麟考察國軍徵壯丁：十之八九死於路途
1939年11月，何應欽在軍事委員會報告說，前方後方總計開小差的，一月有13萬之多。後方“開小差”應指徵兵過程中壯丁的逃亡。相關史料顯示，徵兵過程中壯丁的逃亡更爲驚人。國府官方戰後發佈的資料，抗戰八年總共徵集壯丁1400餘萬，除徵拉過程中的折損，實際送達前方部隊者有1200萬人。這意味着90%以上的壯丁送到了戰場，中途折損不到10%。
然而，來自非官方的數據與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路線爲昆明-貴陽-桂林-衡陽-桂林-湘西鎮遠-貴陽-重慶，據稱這一線路是壯丁必經之道，考察結果令他心悸神傷，終生難忘。事後他寫了一份考察報告給蔣介石。據蔣夢麟的描述，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在這一過程中，新徵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他在考察報告的最後寫道：“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爲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國軍將領總結打敗仗原因：蔣介石愛直接指揮
一般認爲，抗戰前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有素，常常以2個大隊對付國軍1個師，或以一營對付國軍一個師。國軍則需以5師、6師對敵1師。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徐州會戰以來，我對敵用兵常以五師對敵一師，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數月中，已有兩、三次獲敵小冊子記載用兵，亦謂其兩大隊可抵我一師(我師步兵九營，敵則十二營)，是每營抵我四營半。“一師可抵我六師”，此誠可作敵我用兵之標準預計矣。
導致戰爭勝負的因素甚多。面對國軍處處打敗仗，當時不僅國人有自己的看法，盟軍方面也有很多的觀察與分析。一直爲學界關注和引用最多的，莫過於史迪威對國軍的負面性評論。史迪威對國軍有一概括性的說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團長個別差異極大，不過也不乏優秀之士;至於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 “官不如兵”這一說法很快在國人中流傳開來。 而在徐永昌看來，“史迪威等每言中國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揮全中國軍隊”。史迪威也許確有自己個人的考量。不過，我們應注意到，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會議中，蔣介石即已指出國軍將官的學問與技能，遠不如同級西方先進國家的軍官，也比不上日本的軍官，他甚至認爲“我們做總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當的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77]徐永昌日記中也記錄了蔣在軍委會的一次內部講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蔣還多次公開指責國軍將領的知識、能力和精神，與其職務級別的高低成反比。
那麼，國軍高層和前方將領又是如何審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國軍將領首先將矛頭指向蔣介石的直接指揮。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爲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喜歡傳佈命令到前方，不僅直接指揮集團軍和軍、師，甚至直接將指令下達到團、營一級。熊式輝曾當面“批評”蔣介石：“總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揮辦法，如言組織之運用，在縱的方面破壞法則，莫此爲甚。”
國軍將領借抗戰之機坐大：李宗仁“最難應付”
學界一般以爲戰前的地方實力派因一致抗戰而逐漸歸順中央，卻忽略了另一現象，即一批軍事將領借抗戰之機坐大，甚至形成新的軍閥割據局面。蔣介石固然喜歡越級指揮，而將領驕不受命，則是問題的另一面相。抗戰初期，徐永昌就感慨：“在今日，命令電報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員長親與前方將領之電話或者有效耳。”到抗戰後期，情況更是如此：
午前爲章來述其消極意念，略謂委員長感嘆無人負責辦事，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纔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有四五省區高級將領，“視此爲千載一時良機，乘中央無暇他顧，要挾欺騙，擴張其地盤，充實其軍隊，危害黨國，破壞抗戰於無形之中，此等敗類，真擢其發不足以數其罪也”。何成濬尤其痛感桂系勢力在抗戰時期的膨脹，認爲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最難應付”;中央政府對“廣西事向不能過問”。張發奎也指出，白崇禧是真正擁有在廣西決定一切權力的人，雖然他身在重慶，但他真正控制着廣西省的黨政軍事務，是廣西實際上的“靈魂”。中央連半個人都安插不到廣西!人事牢牢控制在桂系首領的手中，甚至連陳立夫CC系的勢力都不敢滲入廣西的國民黨。
國軍抗戰官方戰報水分多歷史研究者需細心鑑別
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勢必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極大困擾。兩岸檔案館現存抗戰時期國軍檔案，如戰鬥詳報、作戰總結等，數量巨大，需要歷史研究者細心鑑別，勿因出自官方檔案而不加辨析、盲目採信。
最近二十多年來，一批民國黨政軍人物的日記陸續公開，得到學界的重視。相對而言，日記、書信之類私密性史料，不涉公開宣傳，雖不乏預爲後人閱讀而作秀者，多數則是爲自己記事抒情備忘而作，無意公開，故可信度較高。當然，任何歷史研究，均有必要將各種相關文獻比勘互證，本篇讀史札記着意強調日記史料對國軍軍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學界對戰爭文獻因“宣傳”所產生的問題以及私密性日記所呈現的若干特質和麪相有所關注和審視。
就歷史進程而言，後來發生之事不可能影響以前發生之事;而就歷史研究而言，後來的歷史結局難免影響歷史學者對之前歷史事件的評價。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astman)先生論述抗戰時期國民黨軍隊時說過這樣一番話：“如果歷史在1945年後對國民黨人更爲仁慈些——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地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人對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爲一篇大無畏犧牲的英雄史詩。”他進一步拿歐洲戰場的情形相比較：“爲國民黨軍隊說句公道話，它在與一個在組織、訓練和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堅持了八年，與法國(它對德國的抵抗在僅僅六個星期的戰鬥後便崩潰了)和英國(它從美國得到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抵抗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128]本文所呈現的雖多是戰時國軍若干負面的特質與面相，卻無意否認國軍堅持八年抗戰的偉大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