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國家內憂外患，官場更爲混亂不堪。時人以“豬圈”比擬官場，蠢豬比喻官員：“中國當道大員，向來沉臥不醒，不啻食粟之豬。除眠食外無所事事。其辦事也，又如水中之蝦，有人捕之，則奮身一躍，悠然而逝。且所躍又近，而其勢甚小，以後不復再躍，須復有捕之者，乃不得不躍耳。”意思是這些當官的就是隻知道吃和睡大覺的蠢豬。如果讓他們辦點事，求爹爹拜奶奶，結果他們就象一些河裏的蝦，有人來捉了，才動一下。動又動不遠，以後也不動。除非又有人來捉，纔不得不再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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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首善之區”，結果崇文門稅關的弊端極多，“老館虐，新館酷，官吏下役，常徵收額外之稅，種種橫暴不勝枚舉。觀其自奉，盛蓄僕從，口厭膏粱，大廈高樓，一時赫耀，非由剝削加重，何以得此暴富哉!”只要是拿到了這個差事，沒有不幾天起高樓、有多套房產的。要說錢從哪裏來，靠工資?鬼才相信。
一方面國家大量加稅，另一方面卻是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了官員的腰包。以鹽課爲例，“所收之款，侵蝕更甚。解入國庫者不過十兆兩，蓋僅實收之數成耳。其餘鉅款又爲辦鹽務上下人等私肥己囊矣”。鹽稅所收的絕大部分都成了相關官員的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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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冗濫極大地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尊奉君主，多設官吏，以爲飾觀，朝廷之上，濫竽充數者，不知凡幾，此實歷代相沿之舊例也。清朝起於滿洲，撫有中國，一循舊例，又以開創之初，滿人雖立戰功，而不能通達政事，遂並用漢人，故冗官濫員，較昔尤衆”。
也就是說，爲了保持愛新覺羅家族的私利，朝廷大肆設官、封官，提撥一些並沒有什麼功勞的一小撮人(滿族人)，這些被提撥的一小撮人又完全乾不了活。朝廷只好又大量提撥漢人，進一步加劇了官員人數的泛濫。指望這些人，真是國家的悲哀。當然，欺負老百姓，他們都很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