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齋藤一，我周圍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至今都是《浪客劍心》裏的那位高喊着“惡即斬”的冷麪警官，其實這位老兄是警官沒錯，爲人不善言辭臉上沒甚表情那也不假。只是這“惡即斬”三個字，是不曾存在過的。
齋藤一出生在天保十五年（1844年）的明石藩（現兵庫縣內）一個貧窮的武士家庭，原名叫山口一，他的上頭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爹叫山口佑助，原本是一個打雜的，後來因爲自己勤奮努力好學，所以被主家——明石藩高級武士鈴木家看上了，提拔他做了自己的家臣，也就是家臣的家臣，日本話叫家來。就這樣，纔算是勉強得了個武士的頭銜。不過就算這樣，他們全家依然處於藩裏的底層，爲廣大中高級武士所看不起，在這樣的情況下，山口一慢慢地長大。小時候的他讀書雖說不怎麼好，卻很喜歡玩刀，整天泡在藩內的道場裏，就這樣一直到他18歲的那天，發生了一件改變他一生的事情。
這天，山口次郎正在道場裏坐着休息，突然面前走過來一個很囂張的傢伙，拿着一把扇子指着他說道：“你就是山口一嗎?”
山口一說我就是山口一，你是誰?
“你別管老子是誰，今天老子要跟你一決高下。”
這位仁兄的真實身份究竟是誰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我們只知道他出身於明石藩的一個高級武士家庭，而且還是長子，屬於繼承人。之所以要跟山口一單挑，純粹是覺得這小子平素很少說話，一副裝酷的樣子，弄得好似很高傲，所以看他特別不爽。
其實這事兒挺冤枉的，因爲山口次郎並不是很高傲，只不過他天生沉默寡言罷了。不過這事兒當時也說不清，看着對方逼上門來挑釁，年輕的他也血氣方剛了一回，當即表示同意。
看着眼前的窮小子居然敢答應，那位根正苗紅的高級武士越發火大，乾脆再逼了一步，對山口一說，既然單挑就要來真的，我們不用竹刀、木刀，就用自己佩帶的真刀，對此山口一也沒多想，依然表示OK。
決鬥的過程略過，我們就說結果：那小子被當場砍殺在了決鬥地點。
山口一知道自己闖禍了。
雖說是雙方都認可的公平決鬥，可那是屬於不折不扣的“私鬥”，武士之間的私鬥是不允許的，一般的處理方式是“喧譁兩成敗”，就是說一旦武士之間有了私鬥情況發生，那麼處分的方法就是把兩個人都給“成敗”了，日語中“成敗”的意思就是終結其性命，現在既然一方已被山口次郎給“成敗”，那麼另一方的他本人，基本上也是逃不脫這個命運的。更何況對方是高級武士，他山口家不過是一個家來，等同於我們中國地主家的狗腿子，一個小狗腿子砍殺了一個根正苗紅的好青年，這事兒很有可能就此鬧大，別說他山口一，就是山口佑助也脫不了這個干係。
所以砍完人之後的山口次郎當下就開始後悔了，不過沒用，這世界上要是能後悔也就不存在什麼悲劇了。很快，藩裏下了命令，勒令他先在家謹慎，等候最終的處分結果。
知道自己死定了的阿一的臉上依然和往日一樣沒有什麼表情，現在的他只希望能夠快點讓自己切腹或者被切腹，並且儘可能地不要連累到其他人。
在這種焦急焦躁的等待中，山口佑助來到了兒子的面前，山口一以爲老爸要批評自己，於是俯下身子準備洗耳恭聽，可山口佑助卻並沒有這麼做，而是拿出了一疊金幣——這是他的全部積蓄：“你逃吧。”
山口一說我不逃，我逃了你們怎麼辦。
山口佑助嘆了一口氣：“你不逃，該來的一樣要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死了之就能解決的。”說完，他留下了那筆錢，獨自一人離開了屋子。
山口次郎坐在那裏想了很久一直都沒動彈，當天半夜，他逃離了明石藩，去了江戶。
因爲他爹爲人勤奮而且忠懇，在藩內特別是鈴木家中的口碑特別好，故而當兒子逃走之後，鈴木家出面保了這個自家的家來，堅持稱是兒子殺人跟老爹無關。再加上當時情況又亂，大家攘夷的攘夷，尊王的尊王，誰還有工夫去管兩個小孩子決鬥造成的人身傷害事故呢，於是這事兒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而逃到江戶之後的山口一，歷經了各種磨難，在幹過多種工作之後，最終加入了新選組，並改名爲齋藤一，之所以他的名字叫一，是因爲其生日是1月1日。
同時他也記住了父親的那句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死了之就能解決的。”
會津戰敗之後，幾乎所有的新選組殘部都選擇了北上蝦夷繼續抗爭，當時大家心裏其實都很明白，會津都沒能守住，更何況蝦夷乎？但作爲武士，一種“爲國捐軀”的信念驅使着大家繼續拿起武器抵抗下去。唯獨齋藤一選擇了留下，留在會津活下去。
當然，留下或者繼續抗爭這隻能說是人各有志，並不可以用簡單的一個對錯好壞或者該不該來評價。齋藤一最終成了俘虜，然後被關押了起來，再然後跟着鬆平容保一起，和廣大會津藩士一樣去了斗南。
對於這位原新選組的三番隊隊長，鬆平容保是相當器重的，在斗南藩的時候，他特地賜名齋藤一爲藤田五郎，不僅如此，還親自做媒給他找了個老婆，對方是會津藩士高木小十郎的女兒時尾，夫妻結婚之後感情相當不錯，還生了3個兒子。
明治四年（1871年）的時候，已經改名爲藤田五郎的他應明治政府的聘請去了東京當警察，沒過多久上面便下達了征戰薩摩的軍令，於是他便隨着拔刀隊一起來到了九州。
能夠在有生之年得到這麼一個報仇雪恨的機會着實不容易，所以藤田五郎還是相當珍惜的，打起來也特別拼命。剛到戰場的第一仗，就是二重垰之戰，在這場戰役中，藤田五郎在負傷的狀態下依然揮舞着手中的利刃連殺數人，一時間人人懼之如鬼神一般。而薩摩軍的兩門大炮被人給奪走的事兒，其實正是他乾的。對於藤田五郎的英勇事蹟，當時的日本各大媒體一度爭相報道，題目自然不外乎是什麼“原新選組成員大活躍”之類。
戰爭結束之後，藤田五郎回到了東京繼續做警察，一直幹到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退休。不過老人家倒也沒閒着，而是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當起了一名普通的警備員，也就是我們中國大學裏的保衛科幹事，具體的工作是看大門。
或許那裏的學生們誰都想不到，每天早上看着他們上學，黃昏時分又注視着他們回家的那位門房老大爺，居然是當年叱吒一時的新選組三番隊隊長齋藤一。
1915年（大正四年），因胃潰瘍惡化，藤田五郎與世長辭，享年72歲。據說他是以一副正坐在榻榻米上的姿勢離開這個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