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忍受作爲戰犯受審的恥辱。”這句話，看似沉甸甸的，看似很有骨氣。
在距離1945年 日本戰敗之年結束還有半個月的時候，準確地說是在12月16日清晨，發動日本侵華戰爭的主要禍首 前首相近衛文麿在即將被捕前的數小時拋下這句話後服毒自殺。
當年，46歲的近衛文麿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時，被稱爲日本政壇上第一位“最年輕的首相”。此刻，54歲的近衛文麿自殺的時候，又被稱爲日本政壇自殺者中第一位“最年輕的首相”。兩個“第一”，是巧合嗎?
日本學者鳥居民在《近衛文麿“沉默”的死》(草思社出版，2014年)一書中曾高聲發問：“他爲什麼會自殺?是誰導致他走上自殺之路的?”其實，如此蠢問，用不着如此高調發出。在我看來，近衛文麿作爲1937年“七 七盧溝橋事件”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在任的日本首相，作爲推動簽訂法西斯軸心國協定 給已經燃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峯火再狠狠潑上一把熱油的日本首犯，作爲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方案的主謀，即使他不服毒自殺，等待他的也只會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絞刑判決。
“主動”服毒自殺與“被動”處以絞刑。能夠改變的，是近衛文麿對死亡方式的選擇!而不能夠改變的，是近衛文麿那一身累累的戰爭罪行。
童年陰影產生心魔
日本傳媒人宇治敏彥在《日本首相列傳》(東京書籍出版，2001年)一書中講到這樣一個故事。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的時候，日本元老級人物西園寺公望的祕書原田熊雄和內弟有島生馬談到近衛。當時，原田熊雄感嘆地說：“近衛這人是一個像富士山一樣的傢伙。”在旁邊的有島生馬的女兒曉子立即問爲什麼，他幽默地回答道：“從遠處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是，從近處看，富士山就全是岩石，真的是粗糙不堪的。”接着，原田熊雄含着眼淚說：“讓這樣的人擔任首相，真的是心寒呀。”
回首近衛文麿的政治生涯，在各種關鍵時分似乎總是缺乏堅定的意志與魄力，想左右兼顧，最後卻誰也左右不了;想說話算數，最後卻誰也不買賬。在另一個戰犯東條英機的眼中，近衛文麿就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精神障礙症患者”。應該說，近衛文麿如此優柔寡斷的性格，與他的出身是有關的。
日本封建時代由近衛家、九條家、鷹司家、一條家和二條家五大家族拱衛天皇輪流執政，被稱爲“五攝家”。只有他們纔有資格出任攝政。這其中，近衛家最爲顯赫，他們要麼可以把自家的女兒嫁給天皇，要麼可以把天皇的女兒娶回自家。
1891年10月12日，近衛文麿就出生在這樣一個顯赫的與皇族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貴族之家。他的父親近衛篤麿是明治時期日本政壇上的大牌人物。對這個近衛家250年來第一個由正妻所生的長子，近衛篤麿真的是捧在手裏怕摔了，含在嘴裏怕化了。看着兒子歪歪扭扭地踉蹌學步，近衛篤麿在他身上拴起一條繩子，以防止他跌倒在地。
必須提及的是，近衛文麿出生8天以後，他的生身母親衍子就因爲患產褥熱去世了。死了老婆的男人很少有閒着的，近衛篤麿接下來閃電般地迎娶了自己的小姨子 貞。可是，貞並沒有因爲念及姐妹之情就對這個外甥好一點，而是拿出了標準的“後媽”做派。記住，“後媽”常常是以“嚴格要求”爲名管教兒子的。這樣，近衛文麿在父親那裏受到寵愛，自然感到“熱”的不行;在繼母那裏受到漠視，自然感到“冷”的不行。一個孩子，在父母如此“愛”的巨大溫差中成長，每天必須過着看父母不同眼色的生活，其性格一定是扭曲的。
1904年，41歲的近衛篤麿逝世。正值13歲的近衛文麿雖然繼承了爵位，但也深深地感到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 童年喪父。他不得不同時繼承了父親留下的大量欠債。更讓他痛苦的是，母親待自己這個長子遠遠不如四個弟妹，母愛的陽光總是灑不到他的身上。直到成年以後，近衛文麿才知道，自己一直叫“母親”的人原來並不是生身母親，而是小姨媽。這一點，近衛文麿和中國大清的光緒皇帝有點相似，得知“老佛爺”不是親媽而是自己的大姨媽的時候，內心裏就滋生出一種強烈的又不得不壓抑的叛逆情感，這對其性格也產生了影響。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人臉變化再快的了。可憐的孩子近衛文麿在父親死後，昔日門庭若市的家裏突然變得門可羅雀，那些以前受過父親關照的人全都換了一副面孔，常常到近衛家索要債款，甚至搬走物品作爲抵押，使少年的近衛文麿倍感世態炎涼。
是否可以這樣說，近衛文麿少年時代盡覽人性醜惡，活得非常不陽光，這或許也成爲了他日後走上法西斯極端道路的性格催化劑。
法西斯魔頭曾熱衷馬克思
雖然家道中落，但高貴的身份還在。近衛文麿從位於東京銀座的泰明公立小學畢業後，順利進入“皇族學校” 學習院中等科學習，與後來被稱爲“宮中革新派”的皇族集團核心人物木戶幸一、原田熊雄是同學。按照慣例，在學習院中等科畢業後，皇族子弟會繼續進入高等科學習。不過，近衛文麿受到著名“海歸派”人物、當時舊制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大學前身之一)校長新渡戶稻造影響，投考了舊制第一高等學校。在這裏，他成爲了一個有着憂鬱氣質的“小文青”，喜歡西歐傳奇文學，甚至一度想辭去爵位，當一名普通人。誰也沒有想到，“小文青”很快上檔次了，要讓自己成爲哲學家。進入東京
帝國大學哲學科後，近衛文麿對馬克思經濟學產生了強烈興趣。但是，當時這方面研究的強項在京都帝國大學。近衛文麿也就“任性”地轉學到京都。他在此後長達一年的時間內，頻繁登門拜訪京都帝國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河上肇教授，學習社會主義思想，併產生了深深的共鳴。漸漸的，近衛文麿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傾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日本學者中西寬所著的《近衛文麿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義論文的背景分析》(京都大學法學會出版，1993年)中有這樣一段鮮爲人知的記述：1914年，還在上學的近衛文麿翻譯了《社會主義下的人類靈魂》、《社會主義論》等著作，發表在《新思潮》雜誌的第五期、第六期上。當時，《新思潮》第五期雜誌曾被日本政府查禁。近衛篤麿不僅僅有“筆動”，還有“行動”。他經常買些糕點送給貧窮者，口頭禪是“叫花子也是賓客”。爲此，他贏得了不少好名聲。
誰能想到，這個日後的法西斯魔頭，年輕時居然還是個熱衷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青年!
虛僞的“不擴大方針”
長話短說!高貴的門第，不斷見諸報端的政論文章，使近衛文麿逐漸被人們熟知。他25歲時成爲貴族院議員。1931年，成爲貴族院副議長。1933年就任貴族院議長，直接進入國家權力中樞。
1937年1月，由於對華政策招致各方不滿，廣田弘毅內閣集體“下崗”。在亂哄哄的局面之下，近衛文麿終於等來了登場機會。6月4日，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薦下，他就任首相。46歲的近衛文麿，一時被稱爲“青年首相”。
活該倒黴?近衛文麿上任才1個月零3天，日本軍人就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七 七盧溝橋事件”。
如今，日本許多學者喜歡談1937年7月9日近衛內閣發表的“不擴大方針”。似乎這項方針可以讓近衛文麿逃脫髮動侵華戰爭的責任。這些“公知”總是希望把天皇、首相一個一個地從戰爭責任中完全剔摘出來，最後把這場戰爭籠統地歸結到“軍部”身上，從而淡化侵略戰爭的罪惡。
日本學者藤原彰在《日本近現代史》中指出：七 七盧溝橋事變“和引起九 一八事變的柳條溝事變不同，它並不是通過陰謀發動策劃發動的事件。這時，日本軍還沒有對中國發動正式戰爭的計劃。但是，突然發生的事件竟發展成爲全面性戰爭”，近衛文麿是有責任。
在其位，就不僅是要謀其政，更要負其責。今天，我們絕對不能僅僅看近衛內閣7月9日發表的一個裝腔作勢的“不擴大方針”，應該同時看看7月11日，近衛內閣召開內閣會議，應陸軍大臣杉山的要求，做出向中國華北派出三個師團的決定，其目的是向中國“顯示威力”!我們還應該同時看看近衛內閣在發表的重要聲明中指出：“爲了取得中國方面的道歉和今後的保證，政府在本月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關於增兵華北，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這個聲明的實質是縱容戰爭。我們還應該同時看看近衛內閣在8月15日發表的聲明，表示要以“懲罰中國軍隊的暴虐”爲目的而採取“斷然措施”，並決定派遣陸軍大部隊。請注意，日本在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和1904年發動日俄戰爭的時候，都還是拿出了所謂的“理由”，正式進行了“宣戰”。而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沒有拿出什麼“理由”，說辭是“膺懲暴支”，也沒有進行“宣戰”。
在我看來，近衛文麿1937年8月15日的聲明，就是一個等於宣戰佈告的聲明，是一個悍然擴大侵華戰爭的行徑。當然，近衛文麿做夢都沒有想到，整整8年以後，同樣是在8月15日這一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完成侵華戰爭的“戰略進攻”
走筆至此，我心潮起伏。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今天，我們中國人談到這段歷史的時候，也常常講“七 七事變”或者“盧溝橋事變”。殊不知，這種稱呼，恰恰爲日本人所樂於接受。
1937年7月，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發表談話，把這次事件稱爲“華北事變”。到9月，日本政府把這次事件改稱爲“支那事變”，我們的一些學者則把它一廂情願地翻譯成爲“中國事變”。事實上，這次日本對華侵略戰爭，其戰爭規模遠遠超過了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和1904年日俄戰爭，但日本政府長時間不將其稱爲“戰爭”而稱爲“事變”，也不像甲午中日戰爭時期那樣對中國明確宣戰。其原因是什麼?其原因是他們害怕一旦宣佈發動的是“戰爭”，就會成爲“交戰國”，從此難以從第三國進口軍需品和原料了。實際上，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英開戰，12月12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指出：“這次對美英的戰爭，包括 支那事變 在內，稱爲大東亞戰爭。”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日本才承認對中國進行了一場“戰爭”。
有人說，在中日兩國之間，不要去輕易相信什麼“同文同源”的說法，因爲漢字就是一個“陷阱”。有人說，中國現代漢語中28%的詞彙來自“和制漢語”，而各自對詞彙的理解是不同的。今天，當我們中國人開口閉口稱“七 七事變”或者“盧溝橋事變”的時候，無疑是落入了日本一個“陰謀的陷阱”，重複着一個遮掩日本戰爭責任的“和制漢語”。
是時候了，在迎來抗戰勝利70週年的2015年，我們中國人應該明確無誤地指出：1937年，日本人挑起了“七 七盧溝橋事件”，全面發動了侵華戰爭!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近衛文麿。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不久的1937年9月5日，近衛文麿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呼籲民衆：“現在只有發動全面戰爭，給予中國軍沉重打擊，徹底摧毀中國的軍事力量這一條路可走了。”而無知的民衆都非常堅信近衛文麿是難得一見的“名宰相”，熱烈鼓掌進行支持。近衛內閣隨後主持制定了《臨時資金調整法》和《進出口品等臨時措施法》，與《發動軍需工業動員法》相結合，對資金、物資和生產等進行戰爭管制。
衆所周知，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華軍實施了令人髮指的“南京大屠殺”。但是，對此事，一向消息靈通的近衛內閣好像突然兩耳失聽了一樣，做出完全不知道的樣子。裝傻充愣難逃其責。今天，當和平崛起的中國把每年的12月13日設定爲國家“公祭日”的時刻，我們應該記住那個時候日本在任的首相，名字就叫“近衛文麿”!
1938年1月15日，在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上，近衛文麿首相不顧“軍部” 參謀本部希望繼續與中華民國政權交涉的要求，宣佈停止和平談判。他本人發表聲明：“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針對這個聲明，藤原彰在《日本近現代史》中指出：此舉無疑是“自行堵死了結束戰爭的道路”。山岡莊八在小說《太平洋戰爭》中也指出：“近衛文麿這一奇妙聲明看似無視外交慣例。因爲在與中國軍隊的每日戰鬥中，突然發表了 不拿你當對手 的聲明，爲了不是對手的對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軍費並死傷大量的士兵，在人類的軍事史上可能是一個笑談。”
這裏，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學者論述“日中戰爭”的時候，特別喜歡講述“軍部暴走”而不受政府制約的事例。事實上，出於各種目的，“軍部”也有希望“繼續進行交涉”的時候。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暴走”，一次又一次擴大了侵華戰爭的規模。
1938年1月復會的第73屆國會上，近衛內閣提出35億日元的一般會計和將近50億日元的臨時軍事費預算。與此同時，爲了完成國家總動員體制，提出了《國家總動員法》和《電力國家管理法》兩項法案。讓日本一舉進入“戰爭體制”。
1938年5月，近衛內閣把對蘇戰備用的師團投入中國戰場，攻下徐州。
1938年10月，日本軍隊佔領中國的武漢和廣州。至此，日本陸軍派到中國戰線上有23個師團，70萬兵力。
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發表對華聲明，拿出一貫使用的挑撥離間的伎倆，把對國民黨政府打擊爲主的策略改爲政治誘降爲主、軍事打擊爲輔，以“共同防共”，“建設東亞新秩序”等口號向國民黨誘降。
1938年12月，與蔣介石對立的汪精衛逃到日本，近衛文麿又發表了著名的“近衛三原則”，即“親善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公開扶持中國的漢奸政權。
1939年1月4日，近衛文麿以“事態進入新階段”爲由，提出內閣總辭職。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有著名篇章《論持久戰》。他把這場戰爭劃分爲三個階段，即日本軍隊的戰略進攻階段;中日兩國軍隊的對峙和持久階段;中國軍隊的反攻階段。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就是完成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戰略進攻”的一個兇魔!
確定太平洋戰爭卻想逃責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閃擊波蘭，悍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隨後不到一年時間裏席捲整個西歐。德軍的輝煌戰果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整個日本都在高喊“不要錯過這一班車”，各界對侵華戰爭的僵持局面極爲不滿，急於擴大戰爭規模，強烈要求衆望所歸的人物出馬組閣，調整日本國家的軍事戰略。
大家找來找去，除了近衛文麿，已經沒有適合人選。於是，1940年7月22日，近衛文麿在“離崗”一年半後再次被推上了首相寶座。他動作迅速，上任僅僅4天，就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基本國策綱要》，其方針是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和建成國防國家。這意味着日本要把戰爭推向東南亞、日本要“南進”了!
7月27日，近衛文麿主持召開了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按照軍部的計劃，無修改無條件地決定了《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第一次把對英美戰爭提到日程上來。
9月27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柏林簽署了以美國爲對象的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於是，全世界的法西斯國家匯聚到一起，日德意三國成爲軸心國。
1940年11月13日，大本營和政府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支那事變處理綱要》。
1941年1月16日，大本營陸軍部制定了《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和《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
1941年4月13日，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其目的是要騰出手來對美國開戰。
可是，近衛第二次內閣裏又有人不聽話了。1941年4月，近衛文麿不惜拿出妥協條件進行日美談判，以斷絕中國後援，爲侵略戰爭贏得時間。但在談判過程中，外相松岡洋右鋒芒畢露，一味激化同美國的矛盾，導致美國全面中止對日本石油出口，凍結日本在美資產。爲了統一策略，擺脫松岡洋右，受困於憲法限制的近衛文麿只得在7月16日再次內閣總辭職。
不過，這次近衛文麿辭去首相職務後，沒有像上次那樣“下崗”一年半，而是在兩天以後，也就是1941年7月18日，就再次“出山”組成第三次近衛內閣。與此同時，這次近衛內閣不似以往新瓶裝舊酒，而乾脆就是酒瓶裝舊酒，原班人馬就換了一個，起用豐田貞次郎海軍大將代替松岡洋右爲外相，繼續同美國談判。
9月6日，近衛文麿又一次主持召開了御前會議。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決定了《帝國國策施行綱要》，明確表示：“在不惜對美(英、荷)作戰的決心之下，以10月下旬爲目標，完成戰爭準備。”這實際上意味着限期開戰了!
這個決定成爲套在近衛文麿脖子上的一條繩索。到了10月，日美談判仍然陷於僵局。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主張停止談判，立即開戰。當年擔任內閣書記官長的富田健治在《日本戰敗的內幕》(德間書店出版，1966年)一書中回憶道：1941年10月12日，近衛文麿在內閣會議上公開表示：“對於戰爭，我沒有信心。我不能負責。”東條英機則立即反脣相譏：“對於開展有無信心的問題，應該在上一次御前會議時討論。御前會議已經決定，如果外交不行就決定開戰，首相也出席了，並表示了同意。事到如今說對戰爭不能負責任，令人難以理解。”他進而威脅近衛文麿稱：如果不按御前會議的決定執行國策，近衛內閣就應該引咎辭職。
在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強硬的態度下，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在重新擔任了一年半首相之後，第三次辭職“下崗”了。這個在7月2日和9月6日兩次御前會議上決定把日本引向戰爭道路的最高負責人，到最後關頭像烏龜一樣徐徐地把腦袋縮了回去，試圖腳底下抹油 溜之大吉。
無人點讚的“最差評首相”
隨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軍隊節節敗退，已經無法扭轉敗局。這種形勢下，近衛文麿首先考慮到了天皇與皇室的安全。
日本學者吉田裕在《昭和天皇的終戰史》(巖波書店出版，1992年)中揭露，1945年2月，近衛文麿在京都 的家中與岡田啓介、米內光政、仁和寺住持岡本慈航祕密商議，制定了戰敗後天皇必須退位的情況下，在仁和寺出家的計劃。吉田茂、殖田俊吉參與了上奏文的寫作，在近衛文麿上奏後不久就被陸軍憲兵隊逮捕。近衛文麿還向天皇提議肅清軍部，可天皇表示“戰爭形勢很緊張，這麼做很困難”。
1945年7月12日，昭和天皇任命近衛文麿爲前往蘇聯開展和平交涉的特使，他表態稱“我會以身家性命相搏”。但是，角川書店1995年出版的《太平洋戰爭的敗因》中卻寫道，近衛文麿其實很不贊同這種主張，他認爲英國纔是最好的交涉對象。不過，天皇下了命令，近衛文麿只有明知不可爲而爲之。
其實，到了這種時候，日本無論找誰，無條件投降都是唯一的結局。1945年12月6日，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發出了逮捕命令：近衛文麿將作爲A級戰犯嫌疑人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必須在16日前到巢鴨監獄報到。16日清晨，54歲的近衛文麿自我了斷，是死亡時最年輕的日本首相，也是二戰日本首相中唯一自殺身亡的。12月21日，近衛文麿被葬在日本禪宗文化中心京都
大德寺的“近衛家廟所”。
近衛文麿生前曾經自評：“我是一個被命運擺佈的人，戰爭前由於軟弱而遭軍部欺負，戰爭中被別人斥爲和平運動家，戰爭結束了，我又成爲戰爭罪犯。”
我還是要說：實際上，近衛文麿既不“軟弱”，也不是“和平運動家”。他一生三次組閣，親手造就了日本戰爭機器，並使其如烈馬一樣狂奔。他所謂的“軟弱”就是沒能代替軍部獨斷專行，他所謂的“和平運動”，無非是殺人不見血。
2005年，日本文藝春秋社收集上萬人評價後編輯出版的《總理大臣得分表》一書中，近衛文麿因“軟弱、無責任感”，在歷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數第一。對於這樣一個難堪的身後評，近衛文麿的人生或許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