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倫改革後不久，雅典出現了庇西特拉妥的俗主政權。倍主政治是希臘城邦政治的一種普遍而又特殊的現象，不是主流政體卻仍不時地出現。說普遍是因爲古希臘大多數城邦都曾出現過，說特殊是因爲古希臘的主們大多都具有平民政治家的形象，不依靠貴族，反而藉助平民力量推行獎勵工商、扶持中小農民和壓制打擊貴族勢力的政策。這種現象歸因於當時的工商業階層和農民的聯盟有一定的力量。當這種聯盟進一步強大到自己能做主時，倍主政治也就無法存在了。公元前509年，雅典又發生了克利斯提尼改革。這次改革完全確立了雅典的民主政制，從此全體雅典公民都躍上了政治舞臺，貴族和平民間的對立大大緩和，使雅典城邦進入了一個繁榮興旺時期。
公元前5世紀，伯利克里又進行了改革。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各等級男性公民可以擔任除十將軍以外的所有官職;改革了公民大會，使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參加並有發言權和表決權;改革五百人會議的成員構成和擴大權限;提高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和監管機關一—陪審法庭的權力和地位;擴大十將軍委員會的權力，規定首席將軍掌管國家軍政大全;規定“公職津貼”制度，爲參政公民發放工資和津貼;鼓舞公民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化薰陶，向公民發放“觀劇津貼”等等。
伯利克里改革進一步發展了雅典奴隸主民主制，把古代希臘奴隸制民主政治推向頂峯。顯然，古希臘城邦民主政制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這從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中可以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第一，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荷馬時代的希臘社會有較高的經濟水平，再加上獨特的地理環境，推動希臘許多氏族部落在步入文明後能迅速地走上商品經濟的道路。
第二，工商業經濟的迅速發展爲希臘社會提供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使得古希臘城邦民主政制有了基本物質前提，特別是能夠爲公民階層從事政治活動提供生存保障。第三，有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沒有發生激烈的內外部衝突，使得與民主相對立的暴力強制不能充分發揮。
例如，雅典城邦所在的阿提卡地區一直未受外敵入侵，併爲同一族羣的人所居住，或者說，在雅典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和平地融合爲同一族羣了。因此，這些部落與斯巴達不同，不存在內部不同族羣的尖銳衝突而必須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第四，有雄厚和完善的民主傳統，人們對民主傳統抱有高度的認同。第五，工商業活動刺激着教育事業的普及。
在雅典類型的城邦中，其公民的平均文化素養顯然遠比同時代其他古代民族爲高。他們廣泛開展的各種節慶、體育、遊藝、戲劇、宗教祭祀等公衆活動，對開發民智，促進民主、自由、平等、競爭和榮譽精神的發揚，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第六，古希臘城邦規模狹小，使直接民主能夠順利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