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風格
他的寓言大體上可以分爲以下幾類：
揭露沙皇專制統治
諷刺嘲笑統治階級的專橫、寄生、無知等。
許多寓言描寫了強權者的專橫無理，揭露了在強者面前弱者永遠有罪的強盜邏輯，像《狼和小羊》、《獅子分獵物》、《狼與鶴》、《獸國的瘟疫》。而《大象當官》、《狗熊照看蜂房》、《狐狸建築師》、《村社大會》等則揭露了統治者欺壓百姓的狡詐伎倆。沙皇專制制度下法律維護統治者的虛僞本質在《狗魚》、《農夫和綿羊》、《農夫與蛇》、《烏鴉》等篇中得到了揭示。而《狐狸和旱獺》、《蜜蜂和蒼蠅》、《猴子和眼鏡》、《鵝》、《老鼠會議》等則抨擊了統治者的種種醜行，如貪污受賄、寄生、無知、無能、崇洋、任人唯親等。有些寓言更是把矛頭直指沙皇本人，如《雜色羊》等。
反映被壓迫者的無權和受剝削
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對人民優秀品質的讚美，對人民力量的信心。
普希金說，克雷洛夫是“最有人民性的詩人”。克雷洛夫選擇寓言作爲自己的創作體裁也正是因爲這種通俗的體裁能到達最廣大人民羣衆那裏。
他的寓言的人民性最鮮明的體現便是表達了人民的愛憎。如果說上面這一類寓言中克雷洛夫表達的正是人民對統治者的憎惡，那麼在第二類寓言中表達的是對人民的同情、愛和信心。
人民雖然無權並受欺壓，但是他們勤勞樸實，他們纔是生活真正的主人。《蜜蜂和蒼蠅》嘲笑了無益於人類的蒼蠅，而勤勞的蜜蜂“在自己的國度裏生活得非常愜意”。《鷹和蜜蜂》通過蜜蜂讚美了默默無聞從事低賤勞動的人們，頌揚他們“爲共同利益而工作”，不想突出個人的勞動的崇高精神。勞動者雖然默默無聞，生活在底層，可是他們有着無窮的生命力、創造力，是他們供養着整個社會和統治者。《樹葉和樹根》深刻揭示的就是這樣的辯證關係。不僅如此，弱者甚至也能對強者進行報復(《獅子和蚊子》伊索預言)。而反映1812年衛國戰爭的著名寓言《狼落狗舍》不僅揭露了侵略者的面目，更表現了俄羅斯人民奮起打擊侵略者的堅定決心和偉大力量。
反映日常生活現象
得出人生哲理，富含道德訓誡意義。
這一類寓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具有雙重意義的。一方面是批判揭露統治者或表達對人民的愛，另一方面這些寓言已超越了當時的歷史時代而具有普遍的意義，如《四重奏》是針對當年政府改組而寫的，但是其要注重事物的本質而不是形式的思想卻有普遍意義。《大車隊》本來也是批判當年對庫圖佐夫指揮衛國戰爭不滿的統治者上層,但是今天用來勸戒不要瞎指揮，不要看人挑擔不吃力，也是很適用的。
另一種是純粹進行道德訓誡的。克雷洛夫運用幽默諷刺，批判嘲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缺陷，總結人生經驗，進而告誡人們應該如何完善自己。作者涉及的生活現象是很廣泛的，諸如告誡人們不要聽信別人諂媚吹捧(《狐狸和葡萄》)，不要過於挑剔而喪失時機(《挑剔的待嫁姑娘》)，不要不分青紅皁白怪罪別人(《主人和老鼠》)，要謹慎對待友誼(《小樹林與火》、《狗的友誼》)，要謙虛好學(《狗魚和貓》)，要善於看到別人優點(《鷹和雞》)，要適可而止(《傑米揚的魚湯》)，要協作一致才能辦好事(《天鵝、狗魚和大蝦》)，要有柔韌不屈的品格(《橡樹和蘆葦》)等等。總之，克雷洛夫用寓言這種短小的形式表達了豐富的思想內容，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現實性。克雷洛夫在寫作上非常認真，在發表之前先朗誦給朋友們聽，然後聽取他們的意見，經常不止一次地修改,重寫五到七次之多。
克雷洛夫在專門創作寓言之前曾經是個劇作家，戲劇創作的一些特點在寓言中表現得也很明顯，如結構緊湊，情節進展迅速。他的寓言篇幅不長，有的只幾行就成篇，有的幾行就刻畫了形象的性格特徵。對白是戲劇的基本要素，在寓言中也得到充分運用，有的寓言幾乎通篇都是對話，而且對話又都符合形象的個性，如《橡樹下的豬》、《猴子和眼鏡》等。對比也是戲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克雷洛夫寓言中常常可以見到這種形象的對照，如自由與不自由(《風箏》)，貧與富(《承包商和鞋匠》)，有權和無權(《狼和小羊》)，勞動與遊手好閒(《蜻蜓和螞蟻》)等等。
克雷洛夫辦諷刺雜誌時，許多諷刺文章、小品都是他寫的，幽默諷刺也就成爲他寓言的另一特色，這種幽默諷刺常常表現在對性格的刻畫，情境的設置，事件的結果等方面，如《狗的友誼》採取先揚後抑的手法達到強烈的諷刺，《狐狸和旱獺》用了一句“我只看到你嘴上常粘着雞毛”，幽默地點明瞭狐狸的本質，《撒謊者》則採用以牙還牙、以撒謊對付撒謊來揭穿撒謊者。
克雷洛夫寓言的語言樸實無華
把過去文學中不用的民間普通用語、習語引入創作。
克雷洛夫寓言裏的形象確切生動，用具有鮮明特點的動物形象來表現相應的各種社會地位的人物的複雜性格，因此其形象的內涵就格外深刻，如《烏鴉與狐狸》中的狐狸，《狼和小羊》中的狼等。簡述克雷洛夫寓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就寓言創作本身而言，在克雷洛夫之前或同時期，寓言或只是作爲愉悅人們的讀物，沙龍朗讀的作品，或只是醉心於自然主義的細節，作一些粗俗的描寫，即使是伊索、拉封丹的寓言，基本上也是限於一般的道德訓誡。而克雷洛夫的寓言反對沙皇專制制度，表達民主主義思想，把寓言變成現實主義的諷刺文學，正如普希金在給友人的信中指出的，“德米特里耶夫算什麼!他的全部寓言抵不上克雷洛夫的一篇好寓言”，“任何一個法國人都不敢把誰置於拉封丹之上，但我們好像能認爲克雷洛夫比他好”，“克雷洛夫的寓言高於拉封丹”。
克雷洛夫緊密結合現實生活的寓言成爲這一時期文學的顯著路標，無疑使俄國現實主義邁出了重要一步，他的創作爲以後的格里鮑耶多夫、普希金、果戈理確立和發展現實主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克雷洛夫的寓言反映了現實生活，刻畫了各種性格，表達了先進思想，因此深受當時人們的喜愛，成爲十九世紀上半段讀者最愛閱讀的作品之一，他每發表新的寓言也成爲文學和社會生活中令人矚目的對象，他的寓言對於形成俄羅斯人民的社會意識起着積極作用。
克雷洛夫寓言在世界上也有廣泛聲譽，在作家生前就被譯成十餘種文字，截止2015已有五六十種，有的被收入教材，因此他的影響是深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