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納粹德國的一部分戰爭機器被美國據爲己有，相關研究者則被奉爲座上賓。爲保住這些骯髒的戰利品，華盛頓在人力、財政和道德方面付出的代價不菲。
美國情報系統在二戰期間獲取的最大戰利品，是一批納粹科技精英以及他們對生化武器的研究成果。在一份機密備忘錄中，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把這些人描述爲“被選出來的、稀有的頭腦”，稱希望能利用他們源源不絕的“智慧生產力”。
毫無疑問，如此寶貴的戰利品是不能落入蘇聯人之手的。於是，1945年，“回形針行動”粉墨登場，1600多名德國人被悄悄運抵大西洋彼岸。
這些科學家中有不少是納粹黨員、黨衛軍軍官甚至戰犯，但他們“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作爲合乎邏輯的結果，負責這場行動的美方官員認定，無視這些科學家在幫助希特勒實施種族滅絕、設計幾乎摧毀了倫敦和安特衛普的V-2導彈、以及在達豪和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進行醫學實驗而造成大批囚犯死亡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合理的。
無視道德的交易
安妮·雅各布森的新作《回形針行動》並非首部描述該計劃的作品。實際上，《新聞週刊》等媒體早在1946年底就揭露了華盛頓的如意算盤。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埃莉諾·羅斯福等社會名流公開抵制這種無視道德的行徑，而且，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當時的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爲它是個“壞”主意。
話題固然不新，但雅各布森是1998年克林頓政府簽署《納粹戰爭罪行解密法》以來首位關注該主題的作家。根據該法，聯邦調查局、陸軍情報部和中情局，不得不將那些被認爲見不得光的檔案解密。雅各布森查閱了這些文件，對大量專題文獻進行了梳理，採訪了前情報人員以及那些科學家的親屬，使得她對“回形針行動”的研究誠意十足。
本書追蹤了21位著名德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他們當中，有8人曾在希特勒、希姆萊或戈林等納粹頭目身邊做事，15人是狂熱的法西斯分子，10人曾在黨衛隊和其他準軍事部隊服役，6人站上過紐倫堡的審判席。還有一些人，因爲對美國太空計劃的貢獻而被公衆熟知，包括馮·布勞恩、胡貝圖斯·史特拉格、沃爾特·多恩貝格、阿瑟·魯道夫……
“回形針行動”背後的祕密和謊言紛繁複雜。臭名昭著的納粹分子、美國情報人員與當代歷史學家乃至檔案保管員交錯出現，讓篇章結構有些混亂。值得讚揚的是，雅各布森理清了當中涉及的美國和德國政府機構，有始有終，沒讓與之相關的敘事線索中斷。
誰在利用誰?
美國在歐洲各地搜尋納粹科學家及其研究成果的故事更加扣人心絃。最著名的要數“奧森伯格清單”，它列出了數以千計的科研人員和設施，是在波恩大學的一間廁所裏找到的。另一件“魔鬼的禮物”是數量驚人的塔崩(一種神經毒劑)——士兵搜查法本公司位於德國和波蘭邊境的實驗室期間，挖開了175個草木叢生的沙坑，裏面全是毒氣彈。化武專家發現，只需滴一滴該物質到皮膚上，受害者就會當場斃命。很快，530噸塔崩被運回美國國內的祕密設施，其中包括馬里蘭州的艾奇伍德兵工廠，此地從此被公衆敬而遠之。
書中寫道，在艾奇伍德，許多美國公民成了L·威爾遜·格林博士的試驗品。不知情的他們暴露在低濃度毒劑中，在一到三週內“部分殘廢”，軍方對這種結果感到滿意。受試者並不知道，格林的同事、德國化學家弗裏茨·霍夫曼對幾乎所有有毒物質都進行了研究，從街頭毒品到致幻性的毒蘑菇，而且把研究成果用在了大名鼎鼎的橙色落葉劑上。
霍夫曼的女兒回憶說，父親一直試圖生產一種能讓樹葉脫落的化學品，“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敵人了”。在越南投入實戰後的結果表明，橙色落葉劑不僅讓植被受損，還會對兒童造成巨大傷害。“父親那時已經去世。當時我想，真得感謝上帝。如果他還活着並且知道了這個消息，精神一定會遭受重創……他是個很溫和的人，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
更有些美國情報人員被慾望矇住了眼睛，進而遭到背叛。查爾斯·勞克斯將軍就是如此。勞克斯是個工作狂，覺得確保德國化學武器物盡其用，比“去巴黎度週末有趣得多”。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薦下，前黨衛軍准將沃爾特·希伯先後受僱於美國陸軍和中情局。然而，雅各布斯在解密檔案中發現了希伯的隱藏身份——一名被莫斯科操縱的間諜。
越是讀下去，讀者越感到費解：納粹科學家和美國情報機關，究竟誰在利用誰?至少有一點很清楚：“回形針行動”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財政和道德成本，是個糟糕的主意。納粹科學家研發生化武器，爲此免於懲罰並獲得鉅額酬勞;而今，對這些武器的無害化處理需要幾十年時間和大約300億美元。更何況，在相關研究刺激下，美國屢屢違反國際公約，對人體進行生化武器實驗，因此受害的人們，要麼一直被矇在鼓裏，要麼還在等待司法救濟。
在全書結尾，雅各布斯向一名奧斯維辛的倖存者發問：“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永存的?”對方一言不發，指了指刻在手上的一組數字，那是他曾作爲囚犯的標誌。戰爭期間，盟軍曾警告德國人，如果膽敢使用化學武器，將十倍奉還。但聯想到死亡集中營裏的毒氣室，顯然，這個警告僅僅保護了同盟國士兵和平民，而與猶太人和其他納粹“科研結晶”的犧牲品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