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東歐人如果懂中文，大概要用這句諺語揶揄他們的西歐“富鄰居”以及那些早年離鄉背井、移居西歐的東歐人。近日一項調查顯示，隨着西歐難民危機的爆發，社會局勢的持續動盪，越來越多來自西歐國家的公民竟開始東遷，移居到歐洲中東部更爲保守的基督教國家，例如匈牙利和捷克。相較西歐，後者對難民和非法移民採取了更爲強硬的態度，例如匈牙利就推行了在匈塞邊境建造圍牆的計劃，並修改了移民法，實際上是反對難民進入匈牙利。
與一般意義上的難民不同，從西歐遷來的右翼“難民”往往身家豐厚，尤其是能帶動當地的房產交易市場，使東歐國家對他們普遍表現出歡迎的姿態。據一名在匈牙利Balaton 湖工作的房產經紀Ottmar Heide介紹，在他的客人當中，80% 都來自德國，爲了逃避本國的政治危機，這些“心懷不滿”的德國人移居到匈牙利，這裏物價和生活成本並不高，也是傳統的基督教國家，不會感到明顯的文化差異，還沒有涌入大量“移民”，毋需爲社會安全擔憂，因而不知不覺間，環繞這片美麗靜謐的湖泊，已經形成了規模可觀的德裔社區。 Ottmar Heide 的客戶Michael Müller進一步說明了自己移居的原因。作爲一名計算機科學家，他支持德國極端右翼政黨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政黨，他在自己的家鄉生活感覺宛如異鄉，出門在外幾乎難以聽到純正的德語。因此，他最終選擇了告別家鄉，搬到一個令自己心安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除了德國人，還有不少比利時人移居匈牙利。比較2011 年與2015 年，在大使館註冊、居住匈牙利的比利時人已經從463 增至900 人，幾乎翻了一番。
此外，難民的涌入還給西歐民衆帶來了疾病的威脅。由於沿途衛生服務癱瘓，許多難民無法接受疾病免疫，這不僅增加了他們自己感染疾病的風險，同時也危及到接待社區的普通民衆和其他營地難民，尤其是其中的老人和兒童。據最新的報道，隨着難民的逃竄， 一種在敘利亞肆虐的熱帶皮膚病“利什曼原蟲症”(Cutaneous leishmaniasis) 已蔓延到其他國家，目前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都傳出病例。該病由受原蟲感染的沙蠅叮咬傳播，患者會皮膚髮癢，通常會在臉上留下難看的疤痕，導致毀容;嚴重者甚至會呼吸、吞嚥困難及鼻出血。人道組織紅新月會庫爾德分會(Kurdish Red Crescent)稱，IS濫殺無辜，又將腐屍拋棄在街頭，令民衆更易感染食肉菌，這也是疫情蔓延的主因。專家警告，這種疾病恐怕會蔓延到歐洲。
如今，‘white flight’，這一流行於上世紀60 年代美國的詞彙，也有了歐洲版本的闡述，年輕的專家從遍地穆斯林移民和高失業率的西班牙搬遷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他發現，後者有古香古色的建築，安全的街道，也不乏引人注目的絕色美女。這般西歐人大規模的東遷， 放在三年前，是讓人難以置信的。
西歐，一般是指位於歐洲西部的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經過二戰以後“黃金三十年”的迅猛發展，成爲以高福利和良好的生活環境著稱的地區;東歐習慣上指位於奧地利、意大利以東，在冷戰期間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國家，如俄羅斯、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它們長期被貼上了“窮” 的標籤。冷戰期間，曾有三次大規模的從東歐向西歐的人口遷徙，還有其他不計其數的翻越柏林牆的活動，這些都被西方陣營視爲制度競爭上的“勝利”，即人口的走向反映了以美國爲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擁有更加自由與美好的生活。前些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西歐人歧視東歐移民，波羅的海三國則歧視“老東家”俄羅斯移民。比如在受調查的英國、愛爾蘭等國，當地95% 的中東歐移民表示曾被僱主歧視過，這些中東移民回憶道，每當遇到問題，就有西歐人大罵，“滾回你們的窮東歐去”。
除了東歐移民，由於歐洲與非洲在經濟和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西歐還接受了來自南面橫跨地中海的移民和難民。在2010 年以前，歐盟與北非國家聯手採取的堵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尚能見效。隨着2010 年“阿拉伯之春”的到來，這種脆弱的平衡日趨脆弱。自2010年以來，這一地區陷入了震盪之中，尤其是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後，數百萬難民離開家園，他們或通過海上偷渡，或通過陸上偷偷越過邊境線，達到歐洲。這些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或難民，出自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階層，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也懷抱着不同的目的，直接或間接的激化了種族和文化衝突，最終釀成了如去年巴黎的恐怖襲擊、德國等大城市跨年夜騷亂等慘劇。
在上期《高度》的教育板塊，曾有一篇名爲《“完美教育”壓垮好學生》的文章寫道：“近年來市場發生一些名校優秀學生不堪重壓而選擇自殺的悲劇，...... 建議家長和學校有責任讓學生們正確理解成功的含義，懂得不是隻有完美的成績、在課外活動中顯示領導能力纔是唯一通往成功的道路。”
如今，西歐發達國家又何嘗不像那些接受“完美教育”的好學生呢，帶着勝利者的優越感走出冷戰時期，爲了標榜其制度的優越性，強調“扶危救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救助戰爭地區的難民、保障難民福利作爲重要措施，卻使本國納稅人不堪其重;堅守“人權”思想，卻忽略了反恐體系的建立，在巴黎通往布魯塞爾的國際高鐵襲擊未遂事件發生後，法國高鐵的負責人以“不能打擾到旅客”爲由，拒絕建立國內列車的常態安檢機制。最終，勝利者的“光環”演變成沉重的“枷鎖”，不僅沒有帶來實質性的社會發展，反而使整個地區陷於泥沼，難以自拔，迫使國民不得不向他們原本瞧不起的“窮東歐”遷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