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清朝知縣，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明清兩代都採取官員低薪政策，但明清又有所不同，明朝的低薪政策貫穿始終，而清朝前期繼承明朝採取低薪政策，但從雍正開始，則進行了一場變革，採取低薪加豐厚的養廉銀政策。那麼，在清朝，一個知縣的年收入到底有多少?
雍正以前，知縣的年收入不好估算，這是因爲當時的知縣除了工資收入，還有一項已經半合法化的陋規收入——火耗。所謂火耗，是指地方官徵收錢稅時，會以耗損爲由，向百姓多徵錢銀。至於多徵多少，視當地官員的良心而定，有的徵得多，有的幾乎不徵。而多徵的錢銀，有的歸公，有的全部放進自己腰包，也有的只放部分，所以根本無法估算其收入。
但雍正以後，隨着養廉銀政策的實行，朝廷同時實行了一項制度，那就是火耗歸公。火耗歸公是指中央統一耗損比例來徵收賦稅，地方官不能再以火耗爲名橫加徵稅，也不能再將火耗收入囊中。
從這時開始，清代的官員便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合法收入。以知縣爲例，其工資年薪爲45兩白銀和45斛大米，而養廉銀最高可達1200兩。這筆收入摺合成人民幣，也可以說得上相當豐厚。
清代白銀價格隨着時期的不同而有所變動，我們以中位數200元計算，那麼，清代知縣一年的白銀收入約(1200+45)x200=249000(元)。而清代一斛米約爲現在200斤，我們以2元/斤計算，那麼，清代知縣一年的大米收入約45x200x2=18000(元)。
因此，清代知縣一年的合法總收入爲(1200+45)x200+45x200x2=267000(元)。摺合月薪約22250元。這個收入，可以說超過今天北上廣大部分白領。
如此看來，清代知縣的生活似乎很滋潤。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我們不能只看到收入的一面，也要看到開支的一面。那麼，清代知縣一年的開支有多少呢?
清朝的官員，沒有那麼多報銷優惠政策可享受，整個縣衙，除了知縣外，只有縣丞、主簿、典吏、教育、訓導可享受朝廷的俸祿，其餘的員工均需知縣自掏腰包招聘，縣衙的日常支出，一部分來自徵稅，也有少部分需要知縣掏腰包。那麼，清朝知縣的開支主要分爲哪幾部分呢?主要分爲以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給下屬發工資。
除了以上所說的可享受朝廷俸祿的下屬，縣衙的賬房、刑名、錢穀、文案等幕僚(俗稱師爺)，長隨、書吏、轎伕等僕役，乃至衙役都需要知縣開工資。
其中師爺的工資是大頭，因爲師爺也是讀書人，有的甚至還是不得志的舉人、秀才。但師爺的年工資也有高有低，而且相差懸殊，頂級師爺年薪可高達上千兩白銀，低級師爺則只有數十兩。
據清代名幕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裏透露，他初做幕僚時，作爲辦理刑名的幕僚，年資爲二百六十兩白銀;之後轉爲辦理錢穀的幕僚，年資爲二百二十兩白銀;十年之後，作爲資深幕僚的他，年資更是達到八百兩白銀。
不過，年薪高達800兩的師爺畢竟是少數，而且，他們往往是高級官員的師爺。一般知縣的師爺，年薪會低許多，據汪輝祖的另一份資料《揚州鹽商重金聘幕僚》記載，他早年給常州知府當師爺時，年薪才24兩。給知府當師爺尚且只有24兩，何況知縣?不過，該知府可能是個大清官，所以他開的工資不具備代表性。
據《佐治藥言》記載，“寒士課徒者，數月之修，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遊幕之士，月修或至數十金”，作者這句話的用意，告訴世人做師爺比做老師更賺錢，做老師最多也不過月入十幾兩白銀，可見，做師爺月收入通常不會低於十兩白銀，否則怎能說它比老師更賺錢?
因此，通常情況之下，一個知縣每年支付給一個幕僚的工資，少說也要120兩。而一個縣通常不會只有一個幕僚，所有幕僚的工資加上其他員工的工資，大概不會低於一千兩白銀。
第二部分是家庭日常花費。
知縣也要養家餬口，而且，古代的家族觀念很強，知縣往往要供養一大家子，而且還要保證他們的生活水平超過普通民衆。清朝有一個不得志的官員，名叫李慈銘，他寫過一本《越縵堂日記》，書中詳細記載了他作爲一個基層官僚的日常家庭費用，一年開支在1000兩白銀左右。
他家的日常家庭開支主要分爲：米費(70兩)、煤、炭(77兩)、房租(72兩)、糕餅麪食(155兩)、衣飾(500兩，沒想到李大人還是個剁手黨)、抓藥、人蔘(40兩)、其他開支(80兩)，總計994兩。
李慈銘官職不高，只做過御史之類的低級官員，平常也沒有太多不良嗜好，基本上算個清官，至少不是大貪官，他的年家庭日常消費應該很具有代表性。所以，一個普通的清代知縣，一年的家庭消費約1000兩白銀。
第三部是應酬和孝敬上司。
清代官場的應酬風氣很濃，迎來送往的規矩誰也不能免俗。此外，清代官場還存在許多陋規，也就是半合法的向上級送禮。這也是官場最重要的人情世故。如果誰拒絕這項陋規，便會被官場孤立，難有出頭之日。收受陋規在清末官場是普遍現象，無論清官貪官都不能免俗，包括大名鼎鼎的林則徐在內。林則徐是清官，官做得大，開支也大，經常入不敷出，只能接受陋規。
這些陋規包括別敬(離別時送紅包)、炭敬(冬天送取暖費)、冰敬(夏天送清涼費)、程儀(上級路過轄區，要送路費)、三節兩壽(三節指春節、端午、中秋，兩壽是指官員本人和夫人的生日，都必須送錢)等等，不一而足。
那麼，知縣需要爲這些陋規支付多少錢呢?任何一項陋規，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上千兩，甚至更多(而知縣自己卻沒有陋規收取，即使有，數量也相當少，因爲巴結知縣的都是不入流的芝麻官)。而且，支付陋規的金額，與上司的級別成正比關係，送給巡撫的陋規肯定比知府多。
90年代，上海財報刊登了一篇《清代縣衙開支一瞥》的文章，文中提到，一個姓方的上海知縣每年過節給他的上司知府、布政使、巡撫送禮，一次就多達1100兩白銀。按方知縣的“豪爽”，每年支付陋規的金額，少說也要5000兩。當然，上海屬於經濟發達地區，油水多，普通知縣肯定沒有這麼豪爽，但千八百兩總少不了。
綜上所述，一個清代知縣僅三大部分的開支，就高達1000+1000+800=2800兩白銀，摺合人民幣56萬元。而一個清朝知縣的合法收入，不過26.7萬元，一年做官下來，還倒虧近30萬元。
當然，以上開支都是根據普通知縣的開支水平計算，那些清官的開支，往往會低許多，比如他們只請一兩個幕僚，儘可能不支付或少支付陋規，每天吃鹹菜，但一年下來，也存不了幾個錢。然而衆所周知，清代大多數知縣都過得非常滋潤，至於其中緣由，就不必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