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日報記者從重慶市地下文物保護工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2017年我市有6大重要考古發現，分別是奉節白帝城遺址、萬州天生城遺址、兩江新區多功城遺址、江津朝源觀遺址、玉米洞舊石器遺址、忠縣坪上遺址。
據瞭解，去年我市共開展5大門類、90個考古項目，其中涉外考古項目1個、主動性考古項目6個、三峽大遺址考古項目3個、三峽水庫消落考古項目19個、基本建設考古項目61個，完成調查里程719.3千米、調查面積55.45平方千米，考古發掘42505平方米。
“這6大重要考古發現是精挑細選出來的，非常具有代表性。”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說。
1、奉節白帝城遺址
該遺址位於奉節新縣城以東，共完成考古發掘面積2690平方米，清理南宋至明清時期的城牆、城門等遺蹟20處，出土文物300餘件，南宋時期白帝城的城垣格局得到進一步顯現。
“此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軍事色彩濃厚，主要爲各類鐵箭鏃、鐵矛、鐵鐓、鐵雷、銅弩機、礌石等南宋時期的兵器。”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方剛說，特別是鐵雷的出土，不僅爲我們還原了當時戰爭的殘酷場面，還有力地證明了在宋蒙戰爭時期，我國的熱兵器製造已取得了長足發展，並已開始用於戰爭。
此外，他還表示，通過此次發掘，還進一步探明瞭宋蒙戰爭時期，白帝城的防禦體系。“通過此次發掘，我們發現南宋白帝城遺址平面近‘馬’形，採用的是‘連環城’‘城中城’‘城外城’的佈局模式，子陽城是白帝城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白帝城陸路防禦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整座城池連環防禦的重要節點，它和白帝城、瞿塘關、下關城互爲犄角，共同構成了南宋時期白帝城的城防系統。”
2、萬州天生城遺址
該遺址新發現城門(卡門)、採石場等文物點28處，清理宋至明清時期城牆5段、道路3條、石牆2道、城門2座。
“此次考古發掘中，我們首次在鵝公包、東外城等區域發現多處宋代建築遺存，確定該城始建於宋朝。”方剛說，通過對城門、城牆、採石場等地的挖掘，基本廓清了城址自宋代以來，內、外兩重城圈的佈局結構，確認宋代天生城由山頂臺城、東外圍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組成。
3、兩江新區多功城遺址
該遺址位於兩江新區翠雲街道。“去年4月至8月，我們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可以明確，該城始建於宋代。”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館員李大地說。
他表示，根據此次考古發掘疊壓於明清城牆下的宋代夯土城牆可以推斷，多功城始建於宋代，是宋蒙戰爭時期，山城重慶的有力屏障，這對我們日後研究川渝兩地古代山城佈局、城防系統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他還表示，此次於城北發現了成組分佈的院落式建築基址和出土的大量明代金母、雷公等具有道教風格的造像，不僅證明了史料記載的翠雲寺的確存在，還極大豐富了該遺址的歷史文化內涵。
4、江津朝源觀遺址
“該遺址位於江津區四面山風景區內，此次考察中的最大收穫莫過於發現了朝源觀開山住持楊來霖的墓。”李大地說，該墓爲一座大型石室墓，由前、後室組成，墓室前有高大的石牌樓，墓室內雕刻有墓主人像等，其規模、結構在重慶地區清代墓葬中甚爲罕見，無疑爲我們研究重慶地區的清代道士墓葬相關情況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同時，我們在該遺址的兩座小型牌樓墓內發現了墓碑銘文，推斷該觀是道教全真龍門派道場。”李大地說，而本次出土的一批以三清、孔子、莊子、釋迦牟尼等人物爲主要題材的明清時期道教石刻造像，不僅顯示出龍門派對儒、佛文化的吸收融合以及教義的發展演變，還爲我們研究西南地區明清時期道教造像工藝提供了珍貴素材。
5、玉米洞舊石器遺址
該遺址位於巫山縣，共發掘出土標本2364件，其中石製品139件、骨頭化石1346件、牙齒化石879件。
據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古人類研究所所長陳少坤介紹，通過此次發掘，基本探明瞭玉米洞舊石器遺址洞穴堆積的分佈範圍，進一步明確了洞內古人類活動區域可能在洞口靠外位置這一判斷，同時，他們首次在該遺址出土的骨片上發現了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跡，這反映了古人類剔肉和敲骨吸髓的行爲，證明遺址周邊的大中型哺乳類動物是古人類生存活動的重要食物來源，也說明古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程度較深，爲研究三峽地區古人類生計模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支撐材料。
6、忠縣坪上遺址
在此次公佈的6大考古發現中，忠縣坪上遺址的發掘工作比較特殊，因爲這項工作是5名女性完成的。
雖然是一支女子考古隊，但她們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方剛介紹，在3個月的考古發掘中，女子考古隊共發掘面積1010平方米，發現商周、漢至六朝、唐宋等3個時期文化遺存，其中商周時期灰坑2座、漢至六朝時期墓葬15座、唐宋時期灰坑3座。“特別是從漢至六朝時期墓葬發掘出的石斧、石鑿、陶壺、甑、罐、盆等240餘件陪葬品，不僅能讓我們瞭解這一時期墓葬隨葬品的構成、製作工藝，還爲我們研究墓葬間的關係、墓地的形成提供了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