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以“靖難”奪取帝位，這是有違朱元璋遺詔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合法的，因此成祖登基之初，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極度負面的，特別是誅殺方孝孺，更使他失去了士林的支持，殘暴、弒殺、兇狠深深地印在讀書人的腦海裏，而建文帝的形象則是儒雅、寬仁，因此世人憐建文而懼永樂，這對於他的統治極爲不利，因此，他急於改變他在世人眼中的負面形象，除了儘快在國內做出業績，成祖決定採取主動的外交行爲，在更爲廣闊的地方展現大明王朝的文明和富庶，同時更是爲了樹立永樂皇帝的光輝形象，於是便有了“鄭和下西洋”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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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當時引起了朝野諸多議論，很多大臣認爲“下西洋”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但成祖始終是頂着朝廷的壓力，力排衆議，強力支持的，當然，這也有一些政治原因，比如後人所猜測的，追尋建文帝的蹤跡，打擊張士誠在海上的勢力，包抄帖木兒帝國等，這些都有可能，但不是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正是在成祖的大力支持下，鄭和前六次下西洋才能得以實現，比如成祖的兒子仁宗就不支持下西洋之舉，好在仁宗在位只有一年，而仁宗的兒子宣宗又是支持下西洋的，方纔有了宣德八年的鄭和第七次下西洋。
永樂三年之後的二十八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從太倉的劉家港起錨(今江蘇太倉市瀏河鎮)，率領兩百多艘海船、兩萬七千萬多人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三十多個包括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裏、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諸國(今東南亞)、西亞、南亞等的聯繫。
鄭和下西洋的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岸，到達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說抵達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爲此前的中國航海史上所沒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於領先地位，他的航行比迪亞士早五十七年遠赴非洲，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八十七年，比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早九十二年，比麥哲倫完成環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四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鄭和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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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客觀上傳播了中華文明，加強了大明王朝與亞非歐三十多個國家的文化交流、貿易往來，探索出亞非新航線，政治意義與歷史意義遠遠大於經濟利益，這種開放之舉對於大明王朝的發展是極好的，然而，鄭和死後，再也沒有了下西洋之舉，這是爲什麼呢?
不少人認爲，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國家財政拮据，不可否認，下西洋之舉耗資巨大，一艘寶船耗銀五千餘兩，宣宗以後，大明王朝確實沒有了成祖時期的輝煌，但僅以財政不支爲由是說不過去的，成祖時期，多次對外作戰，北征蒙古，南討交趾，還完成了都城北遷之舉，在這種情況下財力尚能支持六下西洋，還有一種說法是截然相反的觀點，鄭和下西洋並未造成國家財政空虛，鄭和通過與各國的貿易，賺回了不少利益，也買回了許多稀奇的物品，一時間使得明朝的市場活躍起來，促進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成立，但足以說明，以國家財政拮据爲由不行下西洋之舉是說不過去的，那麼，爲什麼後繼之君就不能將下西洋之舉延續下去呢?
筆者認爲，朝廷“不差錢”，而是閉關自守的思想自宣宗之後佔了上風，明人顧起元的筆記《客座贅語》中就曾記載“劉大夏私焚鄭和資料”之事，明人嚴從簡的筆記《殊域周咨錄》也曾記載，憲宗成化年間，有人曾諫言憲宗效仿成祖之舉，重新下西洋，而鄭和出使的海圖等資料無法找到，原來是被時任車駕郎中的劉大夏藏匿了起來，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諫也。舊案雖存，亦當之。”沒有了海圖資料，重下西洋只得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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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正史中沒有查到“劉大夏焚燬鄭和資料”確有此事，也不必去論定劉大夏對鄭和的航海資料到底是焚燬還是藏匿，劉大夏對下西洋之舉是不支持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劉大夏是明朝中期的著名大臣，先後輔佐英、憲、孝、武四代君王，作爲這樣德高望重的四朝老臣都是這樣的態度，足以說明當時的朝野對下西洋之舉是不持支持態度的，甚至是極爲反對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領導外出航海的人才，鄭和是回族人，出生在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家庭裏，祖父和父親都曾經跋涉千里，朝覲麥加，因而被當地百姓尊稱爲“哈只”，即“巡禮人”或朝聖者之意，有着周遊諸國的經歷，這種經歷也爲鄭和七下西洋提供了便利，而明朝對於文化的控制相當嚴厲，開科取士考的是八股文章，讀書人整天鑽研四書五經，根本不理睬社會的衆生百態，對於諸如航海、氣象、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更是無絲毫瞭解，儘管做明末有過西學東漸，但是相當有限，鄭和之後，諸如鄭和一般的航海人才幾乎沒有(鄭和之後曾有他的搭檔王景弘的第八次下西洋，王之後，就沒有比較全面的航海人才了)，國家對自然科學更是毫不重視，因此，就算有時機出海，沒有能夠領導的人，也只能作罷。本文爲本站原創，未經本站官方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