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爲何失敗、劉邦緣何成功，是一個不解之謎。不僅項羽不清楚，劉邦也不明白。
劉邦當上皇帝后，曾就此向列侯、諸將發問，並要求他們不要隱瞞，如實講述。高起、王陵二人回答：“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這段話首先比較了劉邦和項羽的個人教養：劉邦不尊重人，項羽仁義愛人。關於劉邦的素質，《史記》中有很多負面的記載。比如，司馬遷就直言劉邦“好酒及色”。對於投奔他的儒者，劉邦動輒解其儒冠，小便於其中。有一次，周昌奏事，打擾了劉邦和戚姬的宴飲。劉邦起身追打周昌，還騎在周昌脖子上。這些都是“慢而侮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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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起、王陵認爲，在爭天下的過程中，個人教養其實沒什麼大用，重點在於能否分配利益。即便劉邦態度再惡劣，只要他願意“與天下同利”，願意給予追隨者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就能獲得擁護。這是劉邦獲得天下的關鍵所在。
高起、王陵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選擇，即以私有財產爲重要追求。劉邦當上皇帝幾年後，在未央前殿爲父親祝壽，席間問道：“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邦寒微時，其父以劉邦兄長之勤奮來教訓劉邦之無賴。這件事一直讓劉邦耿耿於懷，故而在父親的壽辰宴會上舊事重提，讓父親比較一下自己和哥哥的產業究竟誰更多。
這種後進者逆襲的快感，讓羣臣受到感染，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可是，在這場逆襲的狂歡中，劉邦似乎忘記了自己皇帝的身份，而如平民一般計較起產業的多寡。在劉邦的世界中，似乎始終未走出平民的精神狀態。天下之於他，不過是一種大的產業而已。
劉邦曾經去過咸陽服徭役，並親眼見到了秦始皇，還感慨一句“大丈夫當如此也”。皇帝排場的盛大與自己服役的卑微形成了強烈對比，由此激發了劉邦的權力慾望。陳勝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喊出了無數個劉邦內心對富貴的渴求。在這個意義上，陳勝是失敗了的劉邦，劉邦是成功了的陳勝。
匯聚到劉邦身邊的衆人，大多數社會身份也比較低下。清人趙翼對漢初諸臣的社會出身有過概括，除了張良爲六國舊貴族、張蒼爲秦御史之外，其他人社會地位都不高。例如，蕭何爲沛縣吏掾，曹參爲獄掾，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爲白徒，樊噲爲屠狗者，周勃爲給辦喪事者，灌嬰爲販繒者，婁敬爲挽車者……趙翼稱他們爲“亡命無賴之徒”。
所謂“亡命”指的是從戶籍中脫離出來，“亡命無賴之徒”爲反體制的存在。商鞅變法以來，秦將民衆按“什伍之制”編入國家戶籍，戶口成爲賦稅徵收、兵員徵發的依據。爲擴大賦稅徵收的基數，秦制規定一家不能有兩個成年男子，否則賦稅加倍。這一政策將大家庭拆分爲若干小家庭，由此確立了以小家庭爲所有者的財產製度。這一制度成爲私有財產觀念的成長沃土，成爲促使個人追求財富和權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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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等“亡命無賴之徒”，在亂世之際由社會邊緣人物一舉成爲時代的主角，其內在動力即在於此。但相較於項羽，劉邦顯然更瞭解“亡命無賴之徒”的心理欲求，因而能以積極分配利益的方式予以團結。這是劉邦戰勝項羽、獲得天下的關鍵所在。
爲龐大帝國灌注靈魂：求富貴轉化爲求太平世
隨着“亡命無賴之徒”創造出“布衣將相之局”，一場新的危機悄無聲息地到來。它較之於秦代的統治危機顯得不動聲色，卻更爲嚴峻，甚至危及中華古代文明的存在基礎。
《史記》記載，劉邦平定天下後，原本徵戰四方的羣臣在朝堂上飲酒爭功。有的胡亂呼叫，有的拔出劍擊打立柱，劉邦十分擔憂。此時，叔孫通對劉邦說：“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劉邦聞言心動。之後，叔孫通到魯地徵召儒生30多人，與門下弟子100多人一起研習禮儀，並在長樂宮建成之日引導王侯將相朝拜劉邦。朝拜之日，劉邦高坐殿上，懾於朝儀威嚴，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侍坐在大殿上的羣臣也伏身低首。御史監督王侯將相，如有不符合朝儀者則當場帶出。結果直到儀式結束，無人敢於失禮。劉邦感慨，今日始知皇帝之貴呀!
然而，“亡命無賴之徒”固然能夠通過朝儀訓練在舉止上成爲“王侯將相”的樣子。但在精神層面，他們尚無法爲漢帝國的龐大身軀灌注靈魂。洛陽城中的天才少年賈誼敏銳地發現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困境。於是，他上書道，漢朝的統治依靠熟悉法令的官吏，他們能夠解決事務層面的問題，卻不能解決精神上的困境。作爲“亡命無賴之徒”，渴求富貴能使其爭奪天下;作爲“王侯將相”，競相奢靡會使其敗壞風俗。
對賈誼的意見，漢文帝一度有所觸動，並試圖改制。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皇帝最終放棄了改革，賈誼也被貶爲長沙王傅。在湘水之畔，賈誼作《吊屈原賦》以自傷，未料自己也被司馬遷寫入《史記》並與屈原同傳。千載以後，另一位大才子李商隱又爲他寫下了“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千古名句。
漢代精神的轉向，要留待30年後的漢武帝予以實現。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爲衆所周知。如果從儒、法、道之爭的論域中抽身而出，便會發現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的策論具有比諸子門戶之爭更深遠的歷史意義。
董仲舒所闡發的公羊“三世說”，給予了漢朝統治者時空觀念。在漢朝的政治實踐中，“衰亂世”對應於漢高祖、呂后時期以關中制衡關東諸侯的時代;“昇平世”，對應於漢文帝、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及被動應對匈奴侵擾的時代;大一統的“太平世”，則是漢武帝需要實現的。這一時空體系，不僅解釋了漢代歷史的發展，而且賦予了漢武帝歷史責任。由此，開創了一個羣星璀璨的時代。衛青、霍去病、張騫等一系列彪炳史冊人物的出現，一定意義上都得益於這個時空定位。
從精神層面來看，漢武帝時代並未強行壓抑秦漢以來渴求富貴的社會心理，而是將這種心理慾望引導至國家層面，爲其追求大一統的國家戰略服務。同樣，漢武帝的學校制度、選舉制度也建立在實現人心慾望的基礎之上。漢武帝在長安城外立太學，設太常博士弟子50人，在太學中隨博士學習。這些人在讀期間免除徭役，學成以後有入仕的資格。同時，又令天下郡國設官學。官立學校的目標是培養官吏，但養成過程是知識教育和德性教育並行。儘管求學者的初始動機是求得富貴，但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漸漸得以轉化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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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制度也是如此。漢武帝規定郡國向朝廷舉薦人才，舉薦的標準有：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舉孝廉時，尤重德行和經學。經由這一選士標準，將求取富貴者改造爲經明行修之人，求富貴者的心性得以轉變。例如，漢元帝劉奭作太子時的師傅蕭望之，其家族世代經營田業，到了蕭望之這一代開始轉向學術。蕭望之研習齊詩多年，成爲一代名儒。這是強宗豪族轉爲儒學家族的典型。
經由儒家教育而引發的心性轉變，不僅發生在強宗豪族身上，而且也發生在最高統治者身上。劉奭即位後，成爲我國曆史上首位篤信儒家學說的皇帝。劉奭當太子時見到大臣楊惲、蓋寬饒等獲罪而誅，就向漢宣帝進言：“陛下執法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聞言怒而動聲色：“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亂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後，漢宣帝疏遠劉奭並試圖立淮陽王爲太子，只是因劉奭爲許皇后之子而作罷。
“清流”與“濁流”的抗爭：捨生取義以澄清天下是非
漢元帝的出現，意味着儒家話語體系成爲朝野共同的言說方式。在社會領域，由強宗豪族轉化而來的儒學世家也成爲中堅階層。比如，三國時名士楊修的家族，四世皆爲三公;袁紹的家族，四世出了五公。
經過數十年的思想浸潤，秦漢之際求富貴的直白欲求遞升爲東漢時代擔當道義的追求。《後漢書》說：東漢時“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此時，道義是非已成社會的普遍共識。影響中國近2000年的“三綱”，也在東漢漢章帝時期得以確立。
然而，到漢章帝之子漢和帝繼位後，“君爲臣綱”開始遭到破壞。漢和帝以後的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漢殤帝即位時不滿百日，駕崩時年僅2歲。皇帝年幼時，由外戚執政;皇帝年歲增大、要求親政時，所能依靠的力量則只能是身邊的宦官。因此，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便是外戚和宦官的輪流執政。漢順帝時允許宦官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從此宦官勢力發展爲宦官家族勢力，從朝廷延伸到郡國，並又發展爲強宗豪族。
宦官勢力的快速發展，與以澄清天下是非爲己任的儒學士人之間產生了尖銳矛盾。在士人看來，宦官掌權是違背綱常之事。洛陽太學生3萬餘人與反宦官的官員一道，自命爲清流，視宦官爲濁流，攻擊的主要手段是上書奏事、揭露宦官罪惡。漢桓帝時，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太學生以太學爲陣地，激揚名聲，議論朝政，形成所謂“清議”。《後漢書》描述當時的氛圍爲“處士橫議”，太學生們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勢力。不料，由宦官控制的政府於漢桓帝延熹九年和漢靈帝建寧二年，將清流官僚和士人，扣上“黨人”罪名予以鎮壓。尤其是在第二次黨禍中，將上百名士人處以極刑，禁止入仕數百人，並牽連衆多族人。
在這一過程中，篤信正義的士人展現了非凡的精神力量。黨錮名士範滂赦歸回鄉之際，汝南、南陽士大夫紛紛迎之。景毅之子爲黨錮名士李膺門徒，李膺入獄，景毅之子卻未被追究，景毅於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職。皇甫規曾爲宦官下獄，爲太學生所營救，卻在黨錮之禍發生後，向朝廷上表自述爲黨人。黨人張儉亡命時，“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孔融接納張儉，事泄後“一門爭死”。這些悲壯事例反映了東漢社會的寶貴价值共識——捨生取義。
東漢士人維護正義的努力雖宣告失敗，卻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有感於士風頹喪，故對東漢時期極爲推崇。顧炎武就曾借《詩經·鄭風·風雨》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來讚賞“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