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後的賢相——李德裕。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饒，趙郡贊皇(今河北贊皇)人，唐代政治家、文學家、戰略家，牛李黨爭中李黨領袖，中書侍郎李吉甫次子。
李德裕出身於趙郡李氏西祖房，早年以門蔭入仕，歷任校書郎、監察御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浙西觀察使、兵部侍郎、鄭滑節度使、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中書侍郎、鎮海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等職。他歷仕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一度入朝爲相，但因黨爭傾軋，多次被排擠出京。
武宗繼位後，李德裕拜相。他執政五年，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功績顯赫，被拜爲太尉，封衛國公。武宗與李德裕的君臣相知也成爲晚唐絕唱。宣宗繼位後，李德裕因位高權重，五貶爲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在崖州病逝。懿宗年間，追復官爵，加贈左僕射。
李德裕死後，歷朝歷代對他都評價甚高。李商隱在爲《會昌一品集》作序時將其譽爲“萬古良相”，近代梁啓超甚至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並列，稱他是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
李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漢書》、《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初，禁中書詔典冊，多出其手。歷任翰林學士、浙西觀察使、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左僕射、並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8年)和武宗開成五年(840年)兩度爲相。主政期間，重視邊防，力主削弱藩鎮，鞏固中央集權，使晚唐內憂外患的局面得到暫時的安定。
會昌四年(844年)，輔佐武宗討伐擅襲澤潞節度使位的劉縝，平定澤、漣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賜封衛國公。
長期與李宗閔及牛僧儒爲首的朋黨鬥爭，後人稱爲牛李黨爭“牛李黨爭”延續40年。牛李黨爭最早可上溯唐憲宗時文饒父吉甫與牛等的矛盾。縱觀史實，文饒執政功勳卓著，威震天下;844年牛黨執政，無所作爲，國勢日弱。武宗即位，信用文饒，一掃朋黨，內平河北藩鎮，強藩觫手;外擊破回紇，威震土蕃南詔。唐室幾竟中興。宣宗即位，嫉文饒威名，初貶荊南，次貶潮州。
大中二年(848年)再貶崖州(治所在今瓊山區大林鄉附近)司戶，次年正月抵達。大中四年(850年)正月卒於貶所，終年63歲，逝後被封太尉，贈衛國公。李德裕在瓊期間，著書立說，獎善嫉惡，備受海南人民敬仰，生前代表作有《會昌一品集》《左岸書城》《次柳氏舊聞》等。
才幹卓異，力促“會昌中興”
李德裕抨擊科舉，是因爲他看到了科舉的弊端：第一，當時的進士科考試，只考詩賦，而輕實務，造成一篇文章出來，看起來華麗得很，卻並不能檢驗出一個人的真才實幹;第二，“呈榜”的做法害死人，“呈榜”就是在放榜前，考官把可能及第的進士名單拿給宰相們一一過目，這樣，宰相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私心摻雜進去;第三，進士同年之間、座主與門生之間的請託之風盛行，這種風氣很容易造成朋黨、腐敗等流弊滋生。
雖然李德裕自視甚高，但從本質上來說，他並不反對科舉取仕本身，而是反對這種制度的不完善所帶來的弊病。因此，在唐文宗朝和唐武宗朝兩度爲相期間，他力推科舉改革，要求停止詩賦，注重文章論議;禁止宰相提前探看榜文;限制座主與門生之間、同年與同年之間的私人交往。儘管說過高級官吏應由公卿子弟來擔任的話，但他行動中卻常有獎掖孤寒之舉。正因爲這樣，纔會有後來因他而起的“八百孤寒齊下淚”的轟動場面。
當代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爲，李德裕是晚唐時期最傑出的政治家，這種評價是很中肯的。他的才幹不僅僅體現在科舉改革上，更體現在平定邊患、消除藩鎮割據、抑制宦官專權、精簡政府冗員、禁除佛教擴張等諸多方面，這些舉措大都完成在唐武宗會昌年間，後人把他超邁於時代的文治武功所帶來的嶄新氣象稱爲“會昌中興”。
唐武宗李炎熱是一個讀書不多、但幹事果決的皇帝，他在位時間不長，從公元840年即位，到公元846年三十三歲去世，前後才六年時間。他登基之初就任命李德裕爲宰相，並充分信任他。幾乎可以說，六年裏，是李德裕成就了唐武宗，同時武宗也成就了此前並不得志的李德裕。他們共同配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定北方回鶻的邊患。
回鶻又作回紇，是我國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祖先，公元8世紀，這個民族在唐朝北邊建立起了一個東起黑龍江上游、西至阿爾泰山的政權。在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中，回鶻與唐王朝的關係最爲友好，“安史之亂”爆發後，回鶻曾兩度派兵協助平叛。但就在唐武宗即位的公元840年，回鶻境內的黠戛斯部落攻破了回鶻，匆忙登位的烏介可汗奔逃到大唐邊境，請求交換糧食。對於一個有功於唐朝的民族，李德裕認爲應以仁義待之，唐武宗就借給了烏介可汗二萬斛糧食。燃眉之急一朝得解，烏介可汗竟然帶兵搶掠雲朔之地。好在李德裕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在採取懷柔政策的同時，他沒有忽視準備軍事防禦的第二着棋。通過利用回鶻內部人心不穩的弱點，他以分化瓦解的策略重創回鶻兵，從而使得北方邊境重歸安寧。
唐玄宗時期安史之亂的嚴重後果就是帶來了藩鎮割據，當時最厲害的是“河朔三鎮”的割據勢力，他們不向中央納稅，不接受朝廷命令，一切軍、政、財權都掌握在自己手裏。藩鎮的節度使死了，其子或近親繼任，朝廷委任的新人根本插不進去。
“河朔三鎮”的王國狀態正愁無法解決，這時又出來個昭義鎮跟着效仿。昭義鎮管轄着今天山西、河北南部的大片地區，地勢險要，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一旦割據勢力形成氣候，後果不堪設想。會昌三年(843年) ，昭義鎮節度使劉從諫死去，他的侄兒劉稹企圖接任。李德裕認爲，解決藩鎮割據的時機成熟了，他主張堅決討伐，策略是，先承認“河朔三鎮”節度使子孫世襲的慣例，以防止其與劉稹結成同盟，然後許以利益，聯手“河朔三鎮”的軍隊共同進擊劉稹。這一着果然大見奇效，經過一年又一個月的圍殲，劉稹被殺，昭義鎮重新回到朝廷手中。
昭義鎮的收復讓唐武宗心花怒放，他加封李德裕爲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李德裕堅決推辭，在推脫不下的情況下，請求改趙國公爲衛國公。唐武宗說：“恨無官賞卿耳!”那意思是：我只恨實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來賞賜給你了!
如果說平定內外叛亂顯示了李德裕決勝千里的軍事才能，那麼抑制宦官、裁撤冗員和禁佛毀寺則體現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與果決。宦官專權亂政，是中唐後的一大毒瘤，以致於出現唐憲宗、唐敬宗兩個皇帝被宦官活活弄死的情況。李德裕堪稱這一時期對付宦官的旗手，他幾經較量，終於把煊赫一時的權宦仇士良徹底扳倒。而面對日漸臃腫起來的政府機構，他又敢於冒着得罪一大批人的風險，痛下恨手，於會昌四年(844年)，一次性裁撤多餘官吏一千二百一十四名。
佛教在唐朝長期盛行，到了後期，寺廟、僧尼之多，簡直可以用“氾濫”來形容。佛教的惡性膨脹，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消耗，嚴重影響到國家財政賦稅和勞役的徵調。對於禁佛這件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武宗與李德裕的想法一拍即合。會昌五年(845年)，一場席捲全國範圍內的禁佛運動開始了。禁佛的結果，造成四萬六千多所寺廟被拆毀，收回良田千萬頃;使躋身空門的四十一萬人還俗，從而讓這些壯年勞力重新成爲納稅戶。唐朝的綜合國力以此迅速得以提高，那時，一股中興氣象在唐王朝的天空中漸聚漸濃。
可是，這股氣象最終沒能來得及把天空點亮，熄滅這束光芒的，既有唐武宗的頹然早逝，也有李德裕深陷其中的“牛李黨爭”。
痛斥朋黨，卻陷“牛李黨爭”
李德裕曾與文宗、武宗兩個皇帝縱論朋黨。在他看來，歷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氣，結黨營私，禍害國家，就是朋黨;而正直忠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爲國家理政，即使交結，那也是志同道合，而不是朋黨。
他對朋黨深惡痛絕，並嚴加痛斥;當然，在他看來，他首先自己不是朋黨，也永遠不會成爲朋黨。
然而，歷史卻和他開了個玩笑，在已經定格的歷史事件“牛李黨爭”中，他被認定爲“李黨”的領袖。
“牛李黨爭”從穆宗朝開始，歷經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一共五朝，持續時間長達四十年之久。“牛黨”領袖是進士出身的牛僧孺。在晚唐的舞臺上，兩黨交替掌權，文宗時期參差並用，武宗時期“李黨”全盛，宣宗時期“牛黨”最牛。一黨上臺，另一黨就一概被貶斥外放，這樣，在朝廷上進進出出，不知反覆了多少個來回。四十年的紛爭，消耗了包括李德裕在內的所有朋黨成員們太多精力，也消耗了唐王朝僅有的一點氣運。
對“牛李黨爭”的實質，史學家歷來衆說紛紜。有認爲這是科舉出身的“新興階級”與“魏晉以來的舊士族”之間的對立，有認爲這是在對待藩鎮或對外問題上的主戰派與主和派之間的對立，有認爲這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對立，還有人認爲，這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內部無原則的權力鬥爭罷了。究系怎樣，至今未有定論，恐怕以後也難有定論。
李德裕與牛僧孺之間直接交鋒的例子很多，這裏僅各舉一例。
文宗時，牛僧孺在朝爲相，李德裕被外放西川節度使。西川與南詔、吐蕃兩個少數民族政權接壤，李德裕訓練精銳兵卒，加強戰備，震懾住了這兩個一度挑起戰亂的政權。大和五年(831年)，吐蕃維州(治所在今四川理縣)一個叫悉怛謀的副使獻維州城表示向唐朝投降。維州本屬唐朝管轄，後被吐蕃侵佔。善待悉怛謀的來降，正可吸引更多少數民族的首領前來歸服。可是，當李德裕把這個意圖上奏朝廷後，牛僧孺卻以與吐蕃有和約在先，要求李德裕將悉怛謀遣返吐蕃。其實，所謂的和約，吐蕃在吞併維州時就已經違背了。李德裕被迫把悉怛謀交還吐蕃，吐蕃當即把悉怛謀慘殺在邊界上。這一事件不僅讓李德裕感到終生遺憾，也使唐朝與周邊民族的關係籠上陰影。
等到武宗時李德裕當朝，在收復昭義鎮之後，這位決斷的宰相開始報復牛僧孺了。他向武宗進言，說當年牛僧孺爲相，沒有留住劉從諫在京城，致使他返回昭義鎮，才釀成了後來的禍患。他接着派人到昭義鎮去搜求劉從諫與牛僧孺之間的書信;沒能搜着，又指使人作證，說劉從諫一看完牛僧孺的書信就馬上燒掉。事情還沒完，又有人出來作證，說牛僧孺聽到劉稹敗亡的消息時，居然發出了嘆息之聲。就這樣，在牽強附會的罪證下，牛僧孺被一貶再貶，一直被貶到今天廣東的惠州。
令李德裕沒有想到的是，就在牛僧孺被貶後不久，他也得踏上遠謫南方的路，而且他所去的地方，比牛僧孺還要遠得多。
遠謫海南，一代名相落幕
會昌六年(846年)，就在李德裕雷厲風行禁佛毀寺、王朝國運初現曙光之時，年僅三十三歲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唐武宗在位六年，但凡國家大事，幾乎沒有不聽從宰相李德裕的安排，可只有在一件事上，無論李德裕怎麼規勸，他都充耳不聞，這就是燒煉金丹，以求長生不老。
因吞服所謂仙丹而死的皇帝，唐武宗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的死，在中國帝王史上只是複製一個沒有多少價值的笑柄，而對於李德裕來說，卻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結束。可是，那時，儘管他已年近六旬，他應該還不想就此結束。
或許，李德裕並不是一個善於玩弄政治手腕的人，否則他還可以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唐武宗死時，他根本不能走近皇帝的身邊，宦官左右了一切。宦官們出來宣佈，根據武宗遺詔，武宗的叔父即位。這位武宗叔父就是唐宣宗。
在唐宣宗看來，李德裕是個專橫之人，李德裕在旁，他就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在親政的第二天，他就罷了李德裕的宰相，然後一路貶謫，直到兩年後把他貶到海南的崖州。
李德裕往南走，南方的牛僧孺恰好往回返，對於“牛黨”、“李黨”來說，這種歷史機緣，應是別有一番滋味上心頭。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得勢、失勢，有時並無道理可講。在路上，李德裕有詩：“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我們幾乎可以聽到，李德裕在登樓眺望“故關”時的那一聲長嘆。長嘆悠悠，涵蓋了他的一生，也涵蓋了晚唐的歷史。
